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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分户经营的基本制度没有改变，家庭经营在农业经营中仍然处在基础性地位的情况下，如何在“技术上”突破体制局限，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农业共营制”是一个好的尝试。

(转) “农业共营制”：农业经营体系的新突破

      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探索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要求。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涌现出不少经验和做法，值得总结和借鉴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土地与劳动力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发展不仅要面对“谁来种田”的现实问题，更要应对“种怎样的田”和“怎样种田”的深层难题。四川崇州经过近4年的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三位一体的“农业共营制”模式。这种模式有可能成为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昭示着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一、“农业共营制”模式方法

第一，创新培育机制，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

在现有农业经营格局下，单个农户与社会化服务主体对接成本较高，亟待培育既能代表双方利益又能协调双方行为的中介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崇州抓住这一关键需求，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实践表明，农业职业经理人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问题。

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目前，崇州已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1410人，其中有767人是通过竞争上岗的，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第二，尊重农民意愿。

崇州市按照农户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资折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形成土地规模经营。

农户作为合作社社员，可直接参与理事会及监事会选举、农业生产计划安排、成本预算以及利益分配方案等决策，并承担生产成本出资；

理事会代表全体社员公开招聘农业职业经理人，同农业职业经理人签订经营合同；

农业职业经理人提出具体生产计划执行与预算方案、产量指标等，交由理事会组织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按照方案执行。

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农户之间主要实行除本分红的分配方式，即除去生产成本之后，剩余纯收入按1:2:7比例分配，其中10%作为合作社的公积金、风险金和工作经费，20%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佣金，70%用于农户的土地入股分红，形成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到目前为止，崇州市共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361个，入社土地面积21.33万亩，入社农户9.46万户，农业组织化程度达56.48%。

第三，强化社会化服务，建立“一站式”服务超市。

崇州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组建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整合公益性农业服务资源和社会化农业服务资源，分片区建立农业服务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6个，服务面积达14.63万余亩。

    二、“农业共营制”解决的问题

　　崇州的探索，以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推进农业的专业化经营，以农户为主体自愿自主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强化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的组织化经营，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共建、共营、共享、多赢”。

　　农业经营主体的“共建共营”一是破解了当前土地细碎、经营分散难题，实现土地的集中连片和规模经营，有效解决“种怎样的田”问题；二是土地经营的决策权控制在农户手中，农户共同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与监督执行，确保耕地不撂荒；三是吸引一批外出青壮年返乡创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和多样化农业生产性服务群体，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如何种田”以及科学种田的问题。

“农业共营制”的探索保证了各个参与主体的权益，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其中，农民走出小农经济，参与社会化分工，且仍然是农业经营决策的真正主体；合作社通过经营计划与社员监督，规避了合作风险，提高了共同经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职业经理人通过企业家经营与规模经营，实现创业增收；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专业化与生产性服务外包，实现农业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型为服务规模经营。与此同时，探索使耕地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使粮食生产能力得到加强、农民权益得到保障。

资料提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程国强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必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郭晓明

本文转自“神农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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