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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公务员出身，从公务员转到培训这行，可以说是到咨询这行来打天下，请您讲讲这个过程好吗？

　　我和别的老师的经历会有些不同。公务员出身，做过企业的老总，大学的教授，这三重的经历，然后现在是是做培训和咨询，说是一个培训专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咨询专家。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我目前从事的事业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想培训师本身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什么是“传道”？很多人都说隔行如隔山，但是在“道”这个层面上，其实是隔行不隔理的，在术这个层面上是隔行如隔山，如果说到“道”其实并不隔。好多人说，杨老师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培训？我倒觉得，如果是对于做技术方面的培训时，那纺织业和IT业是不同的，但是如果你做领导人的培训时，你说纺织业的领导方式和IT业的领导方式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我很难找出什么来它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它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管理问题、领导问题和技术问题不同，它是隔行不隔理的，“道”这个层面的问题也是一样，和“术”的层面不同，也就是这种隔行是不隔理的。这三种经历你会发现，其实你在做政府公务员的时候，研究的是为政之道，做学者的时候研究治学之道，等到做总裁的时候又研究经商之道。经历不同但是在“道”这个层面上都是相同的，然后你会发现大道相同。比方说，经商问题上我会讲究一个“诚”。经商要讲究诚，那么从政要不要讲究诚？也要讲究诚的，那么培训要不要讲究诚？本质上这是一样的责任感，你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于我们服务的对象、公众的责任感，你的言行举止，就是为政之道。做学问也是这样，你不投机取巧，你很实实在在的去做你的学问，这也是“道”，这就是在一个“诚”把它通开了。同时我们经常说功夫在师外，有的时候你以为学之道看从政、看从商，这就出来新意了。有些很痛苦的事情——经商的时候我做过绥芬河国际经济公司的老总，在深圳做过香港一些在深圳机构的老总，在管理过程中你会发现好多的痛苦，好多的无奈，但是如果你从为学之道看就根本不是痛苦了，你会觉得又是一个课题，你解决了这样一个课题，你的心态就会变好，你把所有的遇到的难题都当成学术问题来解决，不但不苦了，反而苦中有乐，乐此不疲了。还有我感觉，经常从商人的角度看学问，会觉得有的学问没用，一点价值都没有，他老是回答为什么，却不回答怎么做，所以有一些学问我是不做的。比方说，考古，我就觉得对于我们当前的社会来说，这些东西的比较价值较弱，我更注重实用的东西。然后以从政之道来看商的时候，你又高出一层，从政治的角度看生意。其实一个很好的商人到了高层面的时候，他一定是个政治家，政治嗅觉敏锐。因为一个政策可能就决定了你一个商业行为的命运，比方说像能源的政策，他会决定了一些东西。回过头来说培训师的这个角度，有些人反映杨老师的课比较厚重，厚重就厚重在我其实就不是一个培训师，我要是个培训师就轻薄了。

    那是您的一种特色，不是那种演讲型的。

    对，现在很多人说做培训好，就都跑过来做培训。其实培训功夫在培训之外，你以为学了一个课程，模仿了一个课程你就能成为一个好的培训师了，其实你最多做一个好的模仿者，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有时候是出于无奈的，我走过一些弯路，但在这弯路上我看到了一些不同的风景，等我来谈自己的体会时，我会比别人更厚重些，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这个速成、速生的东西叫什么呢？叫做白杨木。红木一定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所以味道不同就在这里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因为打掉了一些浮躁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经历过，甚至有些人刚刚从学校出来就去讲课，这是对那些听众的不负责。而且听众里有的人是学者出身的，有的人是商人出身，有的人是官政出身，我们的老板也是这样不同层面的。当你都经历过了的时候你就会和他有共鸣，你的波段就很宽，你既有这个调频的，又有中波的，又有短波的，这些人都能接受到你的信息。要不然你很可能就只是一个调频，中波接不到了，没有发射中波的频率，或者没有短波的发射频率。当我遇到官员出身的人时，我就会举这样一个道理，比方说官场上的道理，叫做寻求顶级优势，他立刻就会明白。什么叫做顶级优势？就是你一定要得到你的顶头上司的支持，他就像是空中部队、空中掩护一样，你是步兵作战，你会需要一个空中掩护的。在官场里你如果不能得到你顶头上司的支持，基本上等于说你的空中部队在向你开炮了。所以这需要和培训对象产生更多的共鸣，这种东西是三重经历的不同味道。

    我觉得杨老师这种经历还是非常好的，我还是非常想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的读者会有疑问，杨老师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转行的呢？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应该说我的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在比较自然的情况下过渡的。我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第一批获得学士学位的，分到党政机关里，平步青云，在机关里被欣赏被重用。那个时候别人叫一声“杨大学”，我就知道是叫我的，现在你叫一声博士，别人都不知道你是叫谁得了。我是82年毕业，那时候有很多人跑到外地去了，我也是跑到外地去了，当时我是在黑龙江，我老家是大连的。包括85年、89年我深圳的一些朋友都诱惑过我，但诱惑力不是很大，因为被重用。现在可以说人才往往被重用所误，因为那个地方不是你的草原，不是你的天空，虽然那里有尊重、有鲜花、有掌声，但是直到最后你才发现这个世界原来那么大。当时就这样，做过宣传部长，做过组织部长，最后做到旅游局长。

    做旅游局长的时候，我就会有了一些思考，经常到国外考察的，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挺精彩的。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到清华大学去读研，读经济管理的研究生，我自己争取的机会。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在管理上，在清华我和其他在职研究生不一样，他们是来镀金的，我是喜欢这个。那时我是在《沿海经贸》和《中外企业论坛》这样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当时叫做《企业策划艺术精讲》，一共是十讲的。其实这样的兴趣我在之前就已经有了。担任绥芬河国际经济公司老总的时候，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中俄边贸实用问答手册》，成为当时边境易货贸易的教材。
我发现我的兴趣其实就在这，我当时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一些教授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交流，而且还有一些合作。那时候接了一个课题就是联通的发展战略，到深圳来工作，在深圳银湖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方面不但有兴趣还很有天赋。多年的从政经验让我善于从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来，那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只是那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到这个行业里面来，还只是在尝试。一家香港的公司就让我来做这边的管理，其实是从顾问的角度做管理，作为董事长的顾问，管理他在深圳的企业。当时是他是从国内采购向欧洲出口的。工作中我发现，管理是很有乐趣的，所以在深圳企业联合会成立咨询业委员会的时候，要找一个专家型的领导，问我愿不愿意干，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的兴趣，我就开始走上了一个新领域，到现在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也有人说问我还愿不愿意从政。我发现目前政界的精英太多了，不差我一个，而且在政界说实在的有很多的无奈，就是你必须要懂得等待。又有人说，你要不要从商了？我想我也是不会选择从商的，为什么？比方说我建立一个企业，我实现我的全部梦想就只是把自己的全部智慧都给了这个企业。但我如果从事管理、咨询和培训，那我的智慧、我的才能将造福于全社会。

    我觉得，杨教授您的经历和您的选择，都不是简单取得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您在清华读书时发现自己的兴趣是在管理上，这个转折点对您影响非常大，也非常好。您在管理咨询这一方面做得比较专业，我想知道您刚当讲师时是怎样的情况？

    做培训和做咨询是有所不同的，培训更多的是——我们说像药，咨询则像医。培训是给一种方法，给一种知识，给一种技能，给一种理念；咨询则是要给一套方案，治疗方案之类的。我觉得很难把这两者严格分开，一个咨询师必须从培训开始，如果不具备培训的能力是做不好咨询师的。和老板、和你咨询对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是一次培训，因为你是在把你的观点、知识、理念传达给他。有好多人说，我可以做咨询，但不可以做培训，这样的话，你就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咨询师，因为好的咨询师肯定还是个好的培训师。

    我比较早的工作是讲解方案，比方说当时给联通的高层讲方案，包括后来给的其他咨询。比如说香港的一些公司，你会发现有好多的方案不通过讲解，他们是不明白的，所以你向他讲解，就是培训。通过讲解，我又发现培训是咨询的牵导，我们给南油集团做咨询，这之前就是培训导入的，我们做培训的时候，公司的高层来参加我们的培训。当时培训的一个课题叫做管理顾问，就是企业领导人如何像管理顾问一样解决问题。当时会有这样的讲解，他听了之后觉得很受启发，他就明白了。当时我讲过一个道理，说国有企业现在好有一比——像是风雨飘摇中的一艘旧船，它遇到的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航道，改革开放之后就被放在这里了，船长呢从来没出过大海，都在海岸附近活动；而船员们也不专业而且毫无积极性，船上的油和燃料都不多了，地面的指挥也不是很明确、很到位，这个时候怎么办？国有企业企图靠外界来拯救不如自救。怎么自救？我们讲了一系列的方法，他们觉得好，后来经过多次的磨合，有了咨询的需求，后来就成交了。那是我做的一个比较有规模的项目，180万的咨询费。在我那本《黑钻顾问》里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反映这一过程的。就是说，即便你不做培训师，你也必须要做咨询。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培训是改变企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