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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1-12）

　　学生担心毕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已毕业的担心买房子、结婚、孩子上学、老人生病等一系列问题;农民工担心拖欠工钱;工人担心下岗:离退休人员担心待遇不能兑现;更不用讲失业者和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了。

　　目前我国的社会焦虑不仅存在于“弱势群体”中，而且也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中间群体和“精英群体”中，他们也在担忧如何维持现有的精英地位：政治精英忧虑如何晋升，经济精英忧虑如何获利，知识精英忧虑学术压力。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就国际而言，局部战争、恐怖主义、金融震荡、文化冲突、贫富差距、人口膨胀、粮食危机、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就国内而言，如市场秩序的混乱、信用的缺失、失业和下岗人数的剧增、收入差距的扩大等无序现象又成为经济转型的阻力，这些都是产生社会焦虑的基本原因。

　　急剧的社会变迁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逐渐增多，心理焦虑的群体性特征越来越突出。如果不体察人们社会心理的变化，不提前消解或及时处理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的动荡和停滞，群体性焦虑使得社会发展的成本陡增。

　　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革都是以文化和思想的突破、创新、变革为基础。

　　消解群体焦虑，我们急需平衡经济发展，消解贫富分化、创新政府管理、提升心性管理、实施价值观再造，而这些都需要文化思维的更新。

　　我国经济不平衡，区域经济落差大，东西部发展水平悬殊，经济面临经济结构性调整。其实我们恰恰可以利用这一劣势进行产业转移，东部发展高附加值的“中国创造”，而西部把东部的生产能力转移过来，继续发展“中国制造”，避免经济的“青黄不接”；与此同时逐步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尽快建立全国农村的低保制度，加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要解决社会保险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尽快建立全国无盲区的社会保障机制。

　　其次，全面开展政府管理创新。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转型的焦虑及社会心态的躁动，中国政府管理创新任务艰巨而紧迫。当今的政府管理创新是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特定经济形态与制度供给、充满风险与竞争的开放环境中进行的，更加需要从管理文化与管理哲学角度来统筹。

　　文化视角的战略思维模式更新是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瓶颈和中枢，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积淀，以中国主流管理哲学思想为蓝本，融合西方的管理实践经验，立足中国国情，兼具普适价值，全面发展“服务、责任、高效、公平的民主政府”。

　　再则就是重塑社会价值。全面纠正拜金主义，惟“钱”是举，跑步“钱”进，让人欲望膨胀，物欲横流不会带来幸福，反而让人更加焦虑和浮躁，无产者渴望财富，有产者欲壑难填。

　　这就是佛家所讲的无明。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古人“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衣钵寄生涯，随缘度岁华”的豁达、“富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之道已离我们渐行渐远。

　　钱未必意味幸福，建立全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已是刻不容缓。

　　中国一贯有“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认知。

　　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过程。

　　稻盛和夫的“追求人生的善与不朽”的商业精神和经营哲学深深根植于禅宗的道德准则。使他一手创办的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现名京瓷Kyocera），和第二电电（原名DDI，现名KDDI），这两家公司又都在他的有生之年进入世界500强，两大事业皆以惊人的力道成长。

　　中国五千年文化源源不断，原动力在于——“生生之德”，其表现形式为“和合”。包含身和、意合、心和。

　　全新解读了中国传统文化，可使得这一历经千年的东方智慧重新焕发生机，对中国传统文化再在阅读，通过取舍、整合、融通、交融的锻造，籍东方天地人和为基点，取百家精华为统筹，结合社会发展新需求，使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得到激活和再造，其必然纠正、引领、导航社会价值取向，消解社会焦虑和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