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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1-12）

　　政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是最大的权力执行机构，政府管理模式和水准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广度、深度逐步加大，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国政府管理水准的挑战也将逐步凸显。这就要求我国政府管理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出发，准确把握时代特点，与时俱进。只有全面升级中国政府管理创新战略，才有可能为创新中国政府的管理体制、管理行为、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提供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巨大的创新动力。

　　自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作为对于传统科层制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在世界各国政府创新运动中深入展开。它的主要思想重视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改善政府与公众关系。管理方法强调职业化管理、引入市场导向和竞争机制；强调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或采用分权方式进行管理；强调采用企业管理方法，顾客导向的行政风格等。这代表着人们改善行政绩效，实现理想型政府治理的努力方向，但在实践中隐患颇多。当代西方社会正面临的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如“滞胀”、政府治理失效、政府效能弱化，甚至深化为债务危机、信任危机、经济危机等，这与其政府管理创新的根本性缺陷是密切相关的的。

　　西方政府管理创新不能摆脱西方潜在行政文化的影响，在追求民主社会的自由、秩序、正义、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的背后，西方公共行政显现出异化为资本工具的倾向。这一特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更是暴露无遗。西方的公共精神在市场价值的挤压下正在逐渐丧失，行政文化、产业政策、权力运行都刻入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与合法化的时代烙印。这种功能主义的价值观致使西方公共行政、市场监管等在实践中都不免陷入误区，没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西方政府管理危机频现，备受诟病，中国未来的政府管理绝不能重蹈覆辙。中国社会正处于整体转型的过程中,将是多元化管理文化从冲突摩擦走向全方位整合的过程。中国的政府管理创新，一方面意味着现代政府管理对传统管理弊端的突破和否定；另一方面，必须包含着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中积极因素的吸收和发展。

　　任何管理模式都离不开其文化环境和社会基础，否则必然产生水土不服。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和两千年儒家管理经验的国度，传统文化已浸入民族的基因，因此中国政府管理及创新不能抛开这样的国情。民本政府、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应当是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方向，三者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高度统一性。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上行文化，更加侧重于先验主义的哲学思辨，把“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这五家主流文化中提炼出的管理思想，融合易经文化和禅宗文化，形成的理论框架被美籍华人学者成中英教授称之为“C理论”；而西方现代文化则是一种下行文化，更加注重其工具性和实用性，本人在所著《中国管理C模式》中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实用管理文化称之谓“A体系”。所谓的A体系，就是西方政府管理相对成熟完善的政府工具，即

　　“一个行动者能够使用或潜在地加以使用,以便达成一个或更多目的的任何事物（A·Hoogerwerf）。”⑴简单地讲,就是政府为实现治理目标所使用的方法、技术和手段,其不仅包括行政工具,同时也包括市场化、企业化和社会化的工具。

　　我们认为，C理论与A体系是可以互补的，上行文化的管理思想与下行文化的管理工具结合起来，则会使政府管理渠道畅通，锦上添花。通过C理论与A

　　图1：中国管理C模式模型

　　注⑴:徐程《政府工具视角:一种审视政府治理的新途径》载《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06期

　　体系的结合，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量化与实用问题，也解决了中国政府管理理论（思想）和实际（工具）结合的问题，这就是中国政府管理的“C模式”。

　　所谓C模式，有内在和外在两种层面的意义：C模式的内在意义有五个，为决策（Centrality）、领导（Control）、创造（Creativity）、权变（Contingency）及统合（Coordination）等五项，这是政府管理最重要的五个环节，是C模式的基本架构。

　　（1）Centrality——中国人居中自我修养，而能兼善天下；

　　（2）Creativity——生生不已、创造不懈；

　　（3）Coordination——协调、包容；

　　（4）Contingency——权变；

　　（5）Control——王者之道的统治。

　　Control是最高境界，但前四个要素缺一不可。此五项对应着管理的具体要素，在政府管理中同样适用。C模式的内在意义清晰地表明了管理职能与流程的内在关系，通过将各要素的现状以及其关联要素在C模式体系内进行验证，即可清晰了解管理的症结所在，并得出方向性指导，完成自身能力的跃升。

　　（1）“土”Centrality：具有统合一切的功能，因而在管理中代表决策、思考、计划、统合的作用；代表政府管理中的宏观调控职能。

　　（2）“金”Control：具有刚健主动的功能，因而在管理中代表控制、主宰、裁决、推动的作用；代表政府管理中的监管职能。

　　（3）“水”Contingency：具有变成不拘的功能，因而在管理中代表应变、竞争、开拓、生成的作用；代表政府管理在公共事务中对于人文、资源、科技、经济等的统筹兼顾职能。

　　（4）“木”Creativity：具有生长发展的功能，因而在管理中代表生产、制作、成长、创新的作用；代表政府管理在公共事务中的创新与推动职能。

　　（5）“火”Coordination：具有融合凝聚的功能，因而在管理中代表人事、协调、沟通、和谐的作用；代表政府管理在公共事务中的组织协调职能。

　　就C模式外在意义而言，C代表China（中国）、Change（《易经》）、Confucianism（儒家）、Culture（文化）。外在意义彰显了C模式的属性与地位。

　　图2：C模式的文化融合体系

　　C模式管理包罗万象，其实包含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核心层，即“土”居中心所体现的决策管理，一切管理活动都以决策为中心。第二个层次为运作层，决策、领导、权变、创造、协调等功能相互配合。第三个层次为监护层，禅、易结合，形成7C，有融合与转化、超越与切入、从停息到生生不息的发展的哲学含义，形成一种所谓“超管理的管理”。一个高明的管理者，道德必须进行自我约束，这样才能使他的管理进入天、地、人合一的美好境界。

　　如何使抽象的传统文化模型化、数据化，将抽象的东方文化与管理思想转化成管理动力，是学界长期思考的问题。C模式有效地克服了西方管理工具化的弊病，将管理工具回归其工具本位。即用C模式下的传统文化元素对管理工具进行再造，运用文化管理指导、统帅管理工具，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量化与实用问题，让中国文化管理触及政府战略、行政管理、行政监督多个方面，特别是对政府战略思维的更新、升级尤为有效。

　　运用C模式指导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中西融合、内外整合的过程，延续了中华文化，体现了时代精神。C模式对政府管理具有如下作用和意义：

　　1）C模式可以对政府管理创新进行价值定位

　　全球化、信息化使中国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新环境和新挑战。这就需要政府将关注的焦点由内部转向外部，从注重日常管理转向未来的发展，系统分析政府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筹划政府的未来远景和长期目标，及时、准确、有效地认识和预见环境的变化，把握变革环境中的机遇和挑战，并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

　　C模式首先进行政府价值评判，即政府的使命，例如政府对于GDP与节能环保、高污染项目如何取舍，价值观决定了政府管理发展方向。西方战略管理强调如何对于政府目标的落实和实现进行谋划，而C模式则首先要求政府的目标和使命正确。如果没有道德伦理做支撑，本该是中性的技术将被误入歧途。

　　2）C模式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

　　具体而言，根据内外环境，C模式推导而出的新战略定位，然后把这一战略定位，通过“五融”模式推进战略实现。即：推动新战略实施需求的各项机制融入各项发展决策之中；推动新战略实施支撑的各项制度融入各项发展运营流程之中；推动新战略实施要求各项指标融入各类政府管理考核机制之中；推动新战略实施所需的各项细则融入各个岗位职责之中；推动新战略实施必须的各项标准融入各项项目和事务之中。通过“五融”模式，使C模式完成了政府管理三大发展过程：改变组织基因，更新代谢系统，实现推陈出新。

　　改变组织基因，使政府创新成为系统化、自动化过程，这完全是主动创新，而非困境中的变革，从而使组织即时地适应外部环境挑战；更新代谢系统，使原来的决策、运营机制等进行程序优化，淘汰落后机制，生成更适应发展的新机制，这样将使组织优化内部资源和职能配置，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推陈出新，结合内外环境变化，使创新和改革成为自然和必然，创新的动力来自发展需求、系统运营惯性，这样形成了自我发展、良性互动的更新体系和永动模式，不断延伸出新的社会价值以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正是易经所言的“生生之德”。

　　3）C模式是管理创新的分析系统

　　C模式是管理创新系统的集成。在管理创新里，C模式是很重要的分析工具。这里不是说具体怎么分析，而是告诉你环境怎样与文化相匹配。在传统的文化里，从环境里提炼所需要的管理模式，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解决了政府管理政策实施的心理疏导和文化引导问题。

　　运用C模式，还可以丰富和发展政府管理理论、重塑政府管理理念、凝聚行政力量、规范行政行为、指导组织变革、协调国际秩序等，发展和研究C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阎雨：《中国管理C模式》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4月版。

　　2）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海,世纪出版,2005年1月版。.

　　3）阎雨:《思想的碎片-文化与经济论衡》北京,研究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4）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96年9月版。

　　5）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版。

　　6）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

　　7）陈德述:儒家《管理思想论>》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1月版。

　　8）李强:“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第6期2001年6月。

　　9）李强:“大众参与和精英统治的结合：约翰·密尔民主理论述评”，《北京大学学报<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刊>》，1995年12月。

　　10）朱云汉、贾庆国主编：《从国际关系理论看中国崛起》，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12）谢庆奎:“职能转变与政府创新”《新视野》2003年第2期。

　　13）谢庆奎、佟福玲:《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0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