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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2012年09月05日23:49中国产经新闻报

　　本报记者李会报道

　　也许，绝大多数人对于城市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城市越来越大，楼越来越高，车越来越多，而穿梭于这些高楼大厦之中的人，也越来越密。

　　人，是一个城市的灵魂。而我们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忽略的，恰恰是对于“人”的考虑。

　　都市“新蓝领”挺尴尬

　　他们一年中有超过300天停留在这些城市中，但他们在这个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衣食住行生病住院都在这些城市中，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任何保险；他们在这些城市中无处不在，但他们都是城市中的边缘人，他们甚至不确定，自己到底属不属于他们所在的城市。他们，被称为都市“新蓝领”。

　　新蓝领，指目前工作和生活在二线（或以上）城市的、为城市日常运转贡献力量的基层工作者，包括销售、房产经纪人、保安、美容美发师、快递员等职业，也涵盖了部分基层白领工作者。“新蓝领”人群不包括传统的工厂工人、建筑工人等。

　　以上，是国内最大的分类信息网站赶集网(微博)在9月3日发布的《2012都市新蓝领生存报告》中给出的定义。

　　这个定义与我们曾经公认的“新蓝领即新一代技术工人”有所区别，但不管这个界定是否准确，他们关注的这个人群，的确是我们想要关注的人群。

　　赶集网招聘行业高级分析师谢晓霞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报告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主要采用了赶集网的近千万的平台数据，结合在线问卷的调查方法，以及对新蓝领的深入访谈和研究获得。其中，调查自7月23日至8月19日，历时四周，共回收来自全国各地100995份有效问卷，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1个城市，受访人群涵盖各个年龄段。

　　报告显示的这些新蓝领的生存状态令人堪忧。

　　劳动强度大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近九成新蓝领每周工作超40小时。

　　报告显示，每周工作在40小时以内的仅占13%，超过半数的人每周工作40-60小时，其中最常见的周工作时长是40-50小时，这类人群占比近三成（29.5%）；另外，每周工作50-60小时的超过五分之一（22.0%）。值得注意的是，每周工作超过70小时的超过两成，达到21.3%，甚至有3.5%的受访者表示每周工作超过100个小时，按一周工作7天来算，每天工作也超过14小时。

　　报告显示，每周工作70个小时以上占比最高的5类职业是：司机、房地产经纪人、厨师、服务员和保安。这些职业中有1/4的人每周工作超过70小时。

　　数据显示，上海和深圳新蓝领更为辛苦。上海可谓一线城市中新蓝领最累的城市，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占比高达83.8%，每周工作100小时以上的占7.6%。相比而言，北京和广州的打工者则稍显轻松，北京每周工作100小时以上的打工者只占3.7%，仅是上海的一半。

　　其次，福利待遇差，超半数没签合同、没上保险，近半数法定节假日无法休息。

　　新蓝领人群中，与雇主签订了劳动或劳务合同的不到一半，56.0%的人没有签署合同。这意味着，他们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数据显示，不签合同最多的3类职位是司机、厨师、收银员，比例均约在七成；签合同比例较高的是保险经纪人、保安、采购员、仓库管理员等，但签署比例也仅约六成。

　　赶集网报告显示，为员工上了五险一金的雇主有约两成(22.3%)，还有2.3%的雇主为员工上了其他商业保险。值得一提的是，超过半数的雇主没有为员工上任何保险。

　　报告显示，法定节假日可以正常休息或拿加班费的有51%，另有近半数的人不能正常休息，也没有加班费。调查显示，房地产经纪人、司机、收银员、厨师、保洁等，是比较典型的不能休息也没有加班费的人群。

　　最后，配偶分居、留守儿童情形普遍。

　　调查显示，在已婚新蓝领中，与配偶在同一城市工作生活的占79%。在不同城市生活的夫妻中，64.3%有一方在老家。在有子女的新蓝领人群中，子女“跟自己”生活的占40.1%，这意味着留守儿童的比例高达约六成，的确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户口难题

　　老孙来北京已经十几年，如今依然租住在丰台区一间小平房中。儿子在北京出生长大，转眼就到了上高中的年龄。“现在最愁的就是户口，没有北京户口，就得回老家考试，可平时两地的学习内容根本不同。”老孙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户口问题最头疼，除了关系儿子的上学问题，自己看病也成问题：“年纪大了，经常跑医院，可医保在老家，在北京看病都报不了。”

　　谢晓霞告诉记者，赶集网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新蓝领觉得在城市人际交往中受到的最大困扰来自于不受尊重，而这种不尊重，在很大程度上又来源于地域歧视。“住房、户口这些象征城市生活的敲门砖是新蓝领希望尽快解决的问题，如今的新蓝领更想将来留在城市里，融入城市生活。”

　　的确，他们不但想留下来，更希望融入城市。但，对于大多数普通城市务工人员而言，这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此前，有媒体报道，今年四五月间，由国家发改委组织的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调研课题就涉及了农民工融入城市化的成本问题，在调研户籍制度时，调研组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为什么户籍改革会遭遇市长们的反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附着在户籍上的教育、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障，这需要当地政府的巨额财政支出。

　　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0年在《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中所指出，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这对于当前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是难以承受的重负。

　　取消户籍要为每一个城市务工者支付10万元左右，而保留户籍，则不但不必支出，还可以从这些外来务工者身上取得税收收入。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也是各地政府不得不做的选择。

　　以上海为例，2011年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347.46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达到935.36万人，已占常住人口总量的四成。这些外来人口及其子女都要在本地享受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自然会给本地的财政带来极大的压力。

　　问题隐患及解决

　　叫新蓝领也好，说是农民工、城市务工人员也罢，说的都是同一个群体——他们常年生活在城市，却不享有城市户籍、福利保障，他们是这些城市中的居民，却还不是这些城市的市民。

　　与他们的父辈一代农民工不同，都市新蓝领从心理上已经不想再回到农村，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而问题也就越来越凸显。显然，这将成为城市化健康推进的一大隐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阎雨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盲目的城镇化只会导致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安定。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水平很高，比如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它的城镇化率都超过了80%，但是人们普遍感觉到大量失去土地进入城市的居民，由于没有能够获得正常的工作，所以在很多地方形成了不少的贫民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城市化绝不仅仅是城市外壳的扩张，城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才是城市化的灵魂。

　　在贵州大学城市管理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项凯标看来，农民工的城市化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他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首先，由于当地居民有排斥心理，而农民工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外乡人”，这种情感的变化要有一个过程；

　　其次是就业技能方面，大多数农民工由于文化教育水平相对不高，没有特别的技能或技艺在手，一般只能从事比较辛苦，而且收入还比较低的工作，很难融入原来城市的社区生活；

　　第三是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也严重地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详细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刚也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农民工市民化的确还存在多方面的障碍。

　　徐刚认为，这其中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例如，农民工本身的公民素质包括技能、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程度，以前生活的习俗环境等，可能都与城市对新市民提出的种种要求存在差距。

　　徐刚进一步指出，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城乡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割裂的二元化发展，破解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城市中到处都是从事一些简单服务的基层农民打工人员，这个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城市化，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徐刚指出，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他们城市化水平高，一方面体现在人口比例达到80%或是更高，更重要的方面是就业的人口从事的岗位程度较高，这来源于城市本身功能的完善和强化，隐含的是重要的知识条件，这个是我们相对缺失的方面。

　　“农村急需壮大和发展，一方面如果在农村，有很好的发展，生活水平和就业前景，农村才有真正的稳定；另一方面，城市化人口的质量也能得到真正的保证。”徐刚说。农村的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能片面地抛开农村的发展，单纯的来讲是城市的提高。只有把农村的发展、农村的产业、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的人居水平的改善，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去解决好，我们的城市才能真正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