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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方位营销的家庭模式
七年前我在位于上海虹口长阳路的摩西会堂认识了一位老人，他就是被中国研究犹太史的专家称为“活字典”王发良老先生。1919年，王发良出生在上海虹口区的公平路。虹口区最初是英美租界，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虹口区成为一个公共租界，它也是后来犹太人活动的中心地带。30年代，王发良一家搬到唐山路818弄5号。

老人的故事从1943年2月18日开始，这一天日本当局命令所有1937年后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迁入“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这个隔离区包含15个街区。隔离区内那些狭小、破旧的弄堂房子，在灰色的天幕下显得死气沉沉，隔离区内挤满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难民。这些难民的护照上都印有“J”字标记，用以表明他们的犹太人身份。

在这群犹太人中有一位英俊而善良的德国犹太青年名叫劳德-维尔，维尔一家于1941年抵达上海，迫于生计他们卖掉了从德国带来的全部物品但仍然不能维持一日三餐，最终陷入绝境的维尔决定娶一个中国沈姓妓女为妻，以获得更多的食品及生活费。1年后维尔夫妇有了一个女儿，为了免遭迫害他们为女儿取名为“沈丹凤”，第二年当所有犹太人都被隔离的时候，丹凤的母亲抛弃了女儿及维尔一家。丹凤12岁那年其父亲维尔先生又死于意外，从此上海又多了一个充满苦难的孤儿。

长大以后，丹凤被政府安排到宝山区的一家电缆厂从事体力工作。1978年丹凤与一位上海籍工程师结婚并生有二男一女三个孩子，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五口之家啊。可是命运却再一次与丹凤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老大一杰7岁那年他爸爸又不幸病逝。从此留给沈丹凤一家的就只有痛苦的回忆以及无限的伤感，上海对这一家人来说真是一个伤心地，他们生活的希望在哪里呢？

1992年1月中以二国正式建交，完全穷途末路的沈丹凤一家终于看到了希望。当时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给丹凤一家二个选择，第一他们可以留在上海从而得到一笔以色列国家补助，第二是他们一家人可以加入以色列国籍并且到以色列定居。丹凤选择了后者，到以色列定居，此时老大一杰13岁、老二亚杰12岁、女儿语杰10岁。

到了以色列，这一家人又遇到巨大的困难，由于不懂得那里的语言，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领到一笔安家费)，他们走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一家人2个月的生活开支，没有任何退路，这一家人只能在路边摆一个小摊卖春卷。

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丹凤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12个谢克尔。

以前在上海时候，丹凤秉承的原则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到了以色列以后，她依旧是把孩子们一直送到学校，在他们上学的时候丹凤开始卖春卷。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孩子们就回春卷摊会合，丹凤就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给三个孩子做馄饨或者是下面条，做一个中国式的好妈妈。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妈妈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一杰：“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然后，这个邻居又对丹凤斥责道：“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邻居的话很伤人，晚上老大悄悄的对丹凤说：“也许，邻居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

第二天孩子们放学以后就赶紧来到小摊，老大一杰开始学着妈妈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搓成卷，然后下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了。几天以后一杰做出一个决定，他提出兄妹三个都要帮妈妈做春卷，他还提出每天早上，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带20个春卷去学校卖，放学回来的时候，每人必须上缴10谢克尔的春卷收入。

据邻居太太说：犹太人从来不觉得赚钱是一个需要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开展的活动，比如，巴菲特6岁时，他就将大桶的可乐分装到小瓶中，然后加价1角卖给邻居。与中国人的“教育从娃娃抓起”一样，犹太人认为“赚钱应该从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在任何一个犹太家庭里，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同时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了这样的理念和犹太法则。于是，丹凤一家决定改变以前在国内的生活习惯，尝试着象犹太家庭一样生活，象犹太人一样思考。

首先，丹凤一家确立了有偿生活机制，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再无偿使用，包括母亲提供的餐食和服务。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给妈妈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费用的同时，丹凤又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将每个春卷以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带到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归孩子们自由支配。

第一天放学后，语杰说：她是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春卷来零售的，她赚到的利润是400雅戈洛；老二亚杰说：他使用了批发手段，他以40雅戈洛的单价，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却取得了餐厅的信任，让他每天送100个春卷去；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于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短短数日，以前只会黏着妈妈撒娇的孩子们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小犹太商人了。

后来老二亚杰在学习移民法之后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丹凤半信半疑的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6000谢克尔的安家费。可是老二却说，能够领到6000块钱是因为他提供的情报，所以应该得到10%的酬金作为奖赏。拿到奖金的亚杰说：他会拿这些钱去变成更多的钱，然后回到中国去赚大钱。

在亚杰的启发下，老大也开始利用中国国内的资源赚钱并且取得了3000谢克尔的利润。不过，老二亚杰却开始赚不需要成本的创作利润——亚杰是以他的文笔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每周交稿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语杰虽然没有展露出赚钱方面的天分，但是所有见过她的人都说：语杰是一个可爱、乐观、优雅的小女孩。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每天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点心，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不过，这些点心可不是免费的。

1995年丹凤一家4口合资开办了以色列唯一的中国餐厅。妈妈丹凤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当中国餐厅越来越有名气的时候，丹凤引起了以色列高层的关注，获得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接见，此后丹凤一家就成了以色列的名人。到1997年丹凤因为精通希伯来语和汉语，她被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聘为中国区首席代表。回到中国任职的时候，孩子们也跟随她一起回到了阔别数载的家乡上海。

2000年老大在以色列开办了一家旅游公司，开始垄断经营来中国的旅游；老三已经成为顶级的糕点师并且开办了以色列最好的糕点连锁店。老二考入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后来留学美国攻读经济管理学博士学位。老二亚杰读博的研究方向是：他人智慧+他人金钱=自己的事业。

对于老二亚杰的研究课题，人们总是有太多太多的兴趣。比如，他现在怎么样？他的研究成果出来了吗？他的事业计划从哪儿开始，他回到中国了吗？据我所知，亚杰的母亲丹凤对即将远行的儿子说：“如果你想成为有钱人，你只须了解有钱人然后耐心的去做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赚大钱，想赚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钱，你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听从共产党的安排并且只担任大股东负责经营方向和经营制度。然后去游山玩水、享受生活、探求自然世界的真理所在并且经常向党中央请示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征服世界，你就只能够相信群众（顾客）、相信自己、相信团队、相信合作伙伴了。”

儿子问道：“如果我能征服中国青少年的网瘾，我是否能够成为强大的市场寻位者。”母亲答道：“请你回答一个问题，家长、学校凭什么相信你，共产党凭什么相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