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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从忠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是一定不行的。如果能够刺激人们的利己之心，并告诉人们，给他做事对他们自己是有利的，这样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今天人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但在未开化时期人们都是以物易物。

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有个善于制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结果他发觉，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倒不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却比较多。为自身的利益打算，他只好以制造弓矢为主要业务，于是他便成了武器制造者。另有一个人，因长于建造小茅屋，往往被人请去建造房屋，得家畜兽肉作为报酬，于是他终于发觉，完全献身于这一工作对自己有利，因而他就成了房屋建筑者。同样，第三个人成为铁匠或铜匠，第四个人成为屠户或面包师。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与他人换得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这就鼓励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业务，在他们各自擅长的业务上，磨炼和发挥各自的天赋资质或才能。但随着分工的完全确立，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说，人人都成了商人，而社会本身也成为商业社会了。为了保证交易随时都必须成交，一些有思想的人，除自己的劳动生产物外，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人人都想得到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可以随时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并且都不会遭到拒绝。这时海贝因其稀有、体积小、价值高、易于携带的特性，逐渐成为大家都认可的一般等价物（贝壳币）。从此许多和钱有关系的字中都能找到“贝”字偏旁，比如：寶財貴賣買貿。

然而，不论在任何国家，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理由，人们似乎都终于决定使用金属而不使用其他货物作为媒介。金属不易磨损。而且，它不仅具有很大的耐久性，它还能任意分割，而全无损失，分割了也可再熔成原形。这性质却为一切其他有耐久性商品所没有。金属的这一特性，使金属成为商业流通上适宜的媒介。例如，我们拿牲畜去交换盐，想购买食盐的人，一次所购价值，势必相当于整头牛或整头羊，他所购买的价值不能低于这个限度，因为牲畜不能分割，分割了，就不能复原。如果他想购买更多的食盐，只有拿更多的牛或羊进行交换。反之，假如他用以交易的物品，不是牲畜，而是金属，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可只按照他目前的需要，分割相当分量的金属，来购买价值相当的物品。古斯巴达人用铁，古罗马人用铜，而一切富裕商业国的国民却使用金银。最初用作交换媒介的金属，似乎都是粗条，未加何种印记或铸造。

　　在这样粗陋状况下，金属的使用，有两种极大的不便。第一是称量的麻烦；第二是化验的麻烦。贵金属在分量上有少许差异，在价值上便会有很大差别。但要正确称量这类金属，至少需备有极精密的法码和天平。化验金属的工作，却更为困难，更为烦琐。要不是把金属的一部分放在坩埚里，用适当的熔解药熔解，检验的结果就很不可靠。在铸币制度尚未实施以前，除非通过这种又困难又烦琐的检验，否则就很容易受到极大的欺骗。他们售卖货物的所得，可能是表面上很象一磅纯银或纯铜，而其中却混有许多最粗劣最低贱的金属。所以，进步国家，为避免此种弊害、便利交易，都认为有必要，在通常用以购买货物的一定分量的特定金属上，加盖公印。

　　最初盖在货币金属上的公印，其目的似乎都在于确定金属的品质或纯度。它所确定的，只是金属的纯度，不是金属的重量。可是，那时金属货币的流通，和今日金块银条一样，都不论个数，只论重量。

　　要称量金属而毫无差误，是很麻烦和很困难的。这便引出了铸币制度。铸币的刻印，不仅盖住金属块的两面，有时还盖住它的边缘。这种刻印，不但要确定金属的纯度，还要确定它的重量。自此以后，铸币全以个数计算，没有称重量的麻烦了。

在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近三千年间，货币经历了实物货币、称量货币、金属铸币三个发展阶段。

到西周末期，随着青铜的发现及使用，社会开始逐渐使用铜块作为一般等价物，按照重量来确定相关的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称量货币。“钱”原与“鎛”同为古代农具，跟“划”相通，呈铲状。春秋战国期间在物物相易时，金属农具“钱”即被当作重要财产作为交换流通物；继而便出现了具有货币功能的原始大铲钱，后又称“布”。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各式货币虽统一为“内方外圆”状态，但“钱”的名称却一直被保留下来，至今仍为通用货币的统称。

汉朝的汉武帝登基后又给原来钱的外圆加了一个圈，用来避免被仿造，另外把钱的重量确定在五侏，也就是４克左右，汉朝的钱也叫五侏钱，这个重量和西方钱币的重量是基本一致的。

到东汉末期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动乱。甚至出现一个钱掰成两个花的现象，也就是把一个整个的铜钱，外面的轮廓做一个钱使用，称之为剪廓钱，里面的也作为一个钱使用，称为霰环钱，另外还有就是也不按照五侏的这样一个重量标准来了，把钱还搞小，搞薄，有的钱比纸还薄，可以漂在水面上，其结果是就是货币严重贬值，人民的财富大大缩水，国家信用严重丧失！部分人利用国家公器为己敛财，《钱神论》也诞生在这个背景下。西晋鲁褒所著《钱神论》中就有“亲爱如兄、字曰孔方”的说法，加之秦代各种钱币均为方孔，于是有人遂戏称铜钱为“孔方兄”。可见“孔方兄”的称呼是从《钱神论》中引导出来的-----意思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其实，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罗马的阿斯，减到原价的二十四分之一，含量名为一磅，实只半盎斯。英格兰的镑和使士，现今价值大约相当于当初的三分之一；苏格兰的镑和便士，大约相当于当初的三十六分之一；法国的镑和便士，大约相当于当初的五十六分之一。通过采用这些办法，君王和国家就能以较小量的银，表面上偿还债务，并履行各种契约。政府允许国内一切其他债务人，都有和君王相等的特权，他们同样能以新的贬值币，偿还货币改铸前借来的金额。所以，这种措施，常有利于债务人，而有损于债权人。但货币却就在这情况下，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

　　应当注意是，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含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珠宝钻石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张从忠2007年8月30日于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