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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文章

破解“三农”问题的瓶颈 2013-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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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三农”问题的瓶颈
  
  ——解读2012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文/袁成达教授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于22日闭幕,这次会议是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意义至关重大。
  
  按照以往的惯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内容将成为次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精神。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九年聚焦“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的客观实情和国民经济最基础领域的难点问题,影响巨大,不仅涉及到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利益,还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
  
  “三农”问题的现状及原因。自从2000年3月,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了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时隔多年,“三农”问题仍然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农村经济依旧十分萧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产供销体系没有建立,资源配置无法优化;农村留守人口日趋老龄化,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城乡居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上两极分化严重,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差别;农村教育水平十分低下,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等诸多严重制约“三农”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农”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三:首先是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定在小块土地上,使单位面积上的劳动力过多,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导致农业生产率、农业机械化水平十分低下,经营规模化难以实现,农民的小农思想意识浓厚,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其次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牺牲农业农村为代价,政府对农民的反哺工作又严重滞后,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在计划经济时代,广大工人与农民勒紧裤带,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改革开放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随着改革向城市的转移,农民工进入城市,促进了全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趋缓,乡镇企业萎缩,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增多,农民工的自由流动受到城市政府限制;内需严重不足,供给大于需求,“巨大潜在”的消费市场无法启动。农民工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在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中沦为最大的弱势群体。
  
  三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农村乡镇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国外现代化农业对我国小农经济的挤压,造成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迅猛,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我国农村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外资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如服装、玩具等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外贸出口和农村承包责任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后,墨西哥抢走了我国在北美的贸易份额。以纺织品为例,1994年,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在北美的市场份额为49%,占第一位,两年后墨西哥取而代之。另外,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各国和东亚的日、韩,以及港台等地区为了转嫁危机,纷纷实行货币贬值以增强出口竞争力。我国和东南亚出口产品的趋同性大大影响了我国的外贸出口,对我国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损害相当严重。加之国企破产倒闭,乡镇企业江河日下,农业经济萎缩不前。
  
  “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仅靠几个一号文件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在“收入倍增”进程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切实把握住“三农”问题的脉搏,并对“三农”问题有了新的突破口。有了好的决策,贵在落实。只有上下齐心用力,找准突破口,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加快推进农业集约化、产业化和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夯实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走共同奔小康的道路,才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中央的惠农政策再好,也得按部就班地层层落实下去。有这样一段顺口溜很形象地反映了中央政策落实的过程,“中央满天晴,省里起乌云。县里下大雨,民间淹死人”。从粮食直补、农机具补贴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残疾人保障,再到村村通公路、建设高标准的堰塘、农田等等许多惠民利民政策实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基层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谎报瞒报、中饱私囊等腐败现象,严重玷污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伤害了农民淳朴的感情。
  
  纯洁基层党组织队伍,夯实基层政权建设。首先从组织上解决好农村基层领导班子问题,选拔那些扎根农村,热爱农民,愿意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建功立业的青年才俊担任农村村官,才能带领农民走集约化、产业化的发展路子,利用国家政策扶持,用市场经济模式彻底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业没有发展后劲以及农村深层次的问题。
  
  在中国,农业是高风险的脆弱产业,农村是最落后的象征,农民是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因此,农民有五怕:一怕自己种了东西卖不掉;二怕种子、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乱涨价;三怕农村社会治安管不好;四怕碰到假冒伪劣的农用物资;五怕上面强迫命令,瞎折腾。农民也有五盼:一盼较快增加收入;二盼尽快改善农村治安环境;三盼科技、卫生、文化经常下乡;四盼严厉打击农资市场的假冒伪劣,让农民种上放心田;五盼尽快改善农村治安现状,还农民一个安宁祥和的生产生活环境。
  
  农民的害怕和期盼真实地反映出当今“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今后工作的艰巨性。
  
  多年来我国的稻谷、小麦供需基本平衡,但随着农产品的连续增收,保持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全球农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性农业大鳄已经控制全球80%的粮食贸易、70%的油籽贸易。对于仅仅拥有全世界7%可耕地的中国而言,这无疑将增加整个农业产业的生存压力。毫无疑问,严峻的现实问题让我们急切的需要产业结构转型。
  
  近年来,在农业生产成本快速增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攀升、农业土地租金和融资成本不断上涨的大背景下,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下降。据农业部统计,2011年,小麦、水稻、玉米三种粮食每亩净利润分别仅为118元、371元和263元。农民忙了半年所得收入难以维系生计,难怪要抛荒外出打工了。
  
  转变政府职能,搞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由于我国农业基本是在生产高度分散、科技含量较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导致农产品质量低、产品成本居高不下,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求,产业结构调整的组织化程度不高,行政干预严重,一些地方的行政领导研究市场投放的精力少,为广大农户产业结构调整不能提供更多的门路和渠道,指导生产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产业结构调整趋同。种玉米、养猪、养牛你搞我也搞,发展水田、养鸡、养鹅你上我也上,缺乏地方特色。有的地方政府生产目的是为了出政绩,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相脱节,市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失灵。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农业产业结构要转型,要找准农村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因此,政府的职能不仅要为农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提供市场制度保证,而且要培育结构,调整主体,完善服务功能,做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增强我国农业的综合性竞争能力。
  
  一是通过制度约束和规范政府人员的工作行为,防止在结构调整中侵犯农民自主决策权利现象出现,杜绝“数字型政绩”,改革对农业发展的考核与管理方法,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二是纠正长期以来的“重工轻农”制度后遗症,发挥农业潜在高效的优势,鼓励工商和金融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进人农业领域改造传统农业。三是政府对农业产业结构转型要有科学的规划。政府在制定规划时,不仅要审时度势,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而且还要深人分析当地的特点和优势,把市场需求和地方特色结合起来。四是培育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主体,提高其积极参与市场竟争能力。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其关键的一点是提高生产经营者文化、技术和经营管理素质。政府要教育农民,提高他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激发其潜在的求富欲望和创新能力。五是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政府应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发布价格信息、生产信息、需求信息,提供中长期的市场预测分析,帮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和经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导农民着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让农村经济走上快车道。
  
  粮食直补、农机具补贴、“村村通”信息化工程、高标准农田……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农民收入增速不断加快。但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连年上涨,农民收入增长部分被打了折扣。近年来,虽然粮价节节走高,但农民普遍反映,种粮越多,赚钱越薄,还不如出去打工合算。猪肉、蔬菜价格总玩“过山车”,却是“中间乐,两头苦”,许多农民没有因此受益。让种粮不吃亏、养猪跳出“猪周期”,就需要继续增加农业补贴的种类与数量,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支农政策的延续性。只有让农业有赚头、农民有奔头,实现收入倍增才有盼头。
  
  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倍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首要问题是激发农民的创新经济思路,进而激发农村的经济活力。一要建立集约化、专业化的合作社,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提升农业增收能力;二是发展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第二、三产业,扩大当地劳动力吸纳能力,增加农民就地转移就业机会;三是通过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激发农业经营主体活力、激励农民生产经营热情。
  
  在中国全面建成现代化的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潜力和希望也在农村。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现代化严重滞后,经济社会体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乡二元体制障碍明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最严重的制约仍然是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三农”工作做得好、农民收入增速快,则天下安江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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