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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包青天和雷锋可谓最熟悉的两个名字。包青天在前，雷峰在后。包青天之所以受人尊祟，是因为他寄托了公众对腐败的憎恨和对正义的渴望，也因为他身上令人仰止的道德力量和不畏权势的勇气。但是以包青天一己之力，仍难以撼动腐败的官僚集体。包拯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安抚意义和象征价值，毕竟包拯能抓的官员能有几人？包青天的存在，也使得国民长期沉迷于对清官的期盼和寄托，而不去思考如何建设可靠的反贪体制。而如今雷峰精神也一样在PK制度建设。

　　雷锋精神最突出的“魅力”，就是他的大公无私、利他主义，同时，雷锋显得非常纯粹，因平凡而更有说服力，因忠诚而让每个人都自惭形秽。雷锋存在的前提是，懒汉辈出，人人不能自立，政府完全失职。而真正的市场经济不仅不需要雷锋，而且还把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出发点。市场经济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利用了人自私的本性去为社会创造价值，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赢。乔布斯为消费者设计出令人赞叹的iPhone和iPad，这不需要雷锋精神，因为乔布斯从自己的努力中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回报。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香港货柜车在香港守规矩，过关就撒野。如此怪状，原因何在？是深圳的违法成本低，监管手段缺乏，还是因为深圳的交通环境差，香港司机学坏了？在香港，闯红灯可能面临法院起诉，而在深圳仅处罚款。深圳司机一到香港就规规矩矩，而香港司机一到深圳就撒野放肆……为何在香港相互礼让的“绅士开车”，到内地后就变“自由行”？

　　我们所谓的坏人，都只能是不好的制度下的结果。“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圣经》）。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太多的坏人，而那些所谓的坏人和所谓的好人一样，都希望有一个对自己合理的公平的秩序。合理的市场秩序，谁创造的财富多，市场就会给他相应的财富，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的世界首富不仅不会令人嫉恨，反倒成为激励普通人去追求合法财富的榜样。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法律环境。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决定竞争结果的是每个人的努力程度、机遇、创新能力、承担风险能力等因素，换言之，每个人都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因此，尽管结果不平等，但大家都能接受。

　　好制度是真正的活“雷峰”

　　应该说，我们对官员廉洁的教育已经做到了极致，但结果呢？中山市前市长李启红、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等一边高喊廉政反贪口号，一边大肆贪腐，绝非孤案。更有甚者，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更把反贪权力当做贪污的工具。曾锦春在被执行死刑前说：“我现在彻底想通了，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手上一旦有权，就这里那里都去搞，最终害了自己。”因此，这些贪腐官员，既令人痛恨，又值得同情，因为我们的制度没有保护他们，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权力，也就相当于纵容他们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

　　再比如干部选拔制度，上面讲的很好很感人，非常悦耳动听，说要如何公平公正公开地选拔重用“老实人”，不用“老好人”等，可一到具体操作，许多地方就变了味：提拔重用的全是那些“官二代”、“富二代”、跑官买官、领导身边和要害部门以及主动、被动“献身”的人，而真正的“老实人”因为不擅长玩弄权术，不跑不送，在主要领导那没一点印象，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提拔重用的对象。

　　吴敬琏先生曾告诫说：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出现新的暴君”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重复了几千年。走出对雷锋和包青天的寄托，才能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摆脱过去的历史周期律。

　　美国在制定宪法的费城会议上，核心的理念就是“防官如防贼”，不是不信任官员，而是为了保护官员。由此理念出发，总统、司法、国会相互制衡，再加上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使得每个人都没有滥权的空间。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说，“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要设计出好的制度，必须假定人都是靠不住的，这样的制度才会漏洞最少。如果认为每个人都是雷锋，那设计出的制度一定是漏洞百出的。所以，与其学雷峰，不如设计好的制度，让制度去决定谁是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