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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资西进创造财富

　   今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的第五年。五年来，中国的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已发生巨大变化，提出东资西进，正当其时。“东资”，指中国东部地区的资本，主要指东部地区的民间资本；“西进”，向西部地区转移进入。东资西进，就是指东部地区的资本源源进入西部地区，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开辟财富创造的新天地，开创全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提出东资西进问题，首先是因为中国的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省份，资本的积聚特别是民间资本的积聚已经达到需要向外扩张的程度。东部地区的市场网络，对于东部资本已经显得狭窄，需要新的市场网络来容纳资本的扩张。其次是工业化水平远远低于东部的西部地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4年多以来，已经形成了实现资本增值的诸多条件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第三，解决中国经济社会落后面的问题，主要在西部地区；解决中国的贫困面问题，也主要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不发达，就没有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不富裕，就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四，2002年党的十六大关于劳动收入分配、私有财产、非公有经济、私营企业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到2004年私有财产权写入中国宪法，对蕴积已久的巨大民间资本力量是一次彻底的解放，对于激活和发挥民间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正在发挥着现实的、深远的巨大影响。因此，东资西进，实际上是资本、技术、劳动、管理等生产要素构成的现代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是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发展的要求，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进一步分析东资西进的依据，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七个方面明显的事实：

　　1、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东部地区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2002年，东部地区的GDP总额达到67911.62亿元，西部大开发地区的GDP总额为19883.68亿元；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3223.77亿元，西部大开发地区为8248.23亿元，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为21360.70亿元，西部大开发地区为4374亿元；东部地区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5104.61亿元，西部大开发地区为7236.68亿元；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为5763.04亿元，西部大开发地区为154.44亿元。东西部地区间经济总量的绝对差距在继续拉大。

　　2、东部地区积聚了巨额民间资本。媒体最近披露温州人有大约1000亿的游资在全国购房。据有关专家调查估算，仅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在地下金融市场的“盘子”里，就盛着5000亿以上的庞大资金。而在生产领域运行的资本，在银行储蓄的资金，均达数万亿之巨。

　　3、西部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使西部地区已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0－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8.8%，比全国水平高出将近6个百分点，其中2002年增长22.4%。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高于1999年的7.2%。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36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6000多亿元，到2002年底已完成2000多亿元。青藏铁路及新增公路、铁路电气化、新建、改(扩)建机场和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水利枢纽等关系西部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全面开工。“油路到县”工程、“送电到乡”工程、“广播电视到村”工程，已基本完成。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已经明显改善，投资硬环境已经明显优化。

　　4、2002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印发了《“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明确了“十五”和到2010年时期西部开发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重点区域。西部各省区市都分别制定了一系列贯彻中央政策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西部各省区市的各级政府职能转换、行政改革、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投资软环境在不断改善。

　　5、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东西部对口扶贫工作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水平在不断提升；国务院各部委，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中科院等国家科研机构无不对西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和积极的支持；在西安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规模和成交额逐年递增，进入西部地区的东部企业越来越多。浙江省有关部门资料显示，2000年7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经贸代表团赴新疆、甘肃等签约合作项目163个，浙江方面的投资总额达63亿元；2001年6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四川、云南签订合作项目224个，浙江方面投资总额达77亿元；浙江现有100多万人在西部地区投资经商，投资总额达到1000亿元。

　　6、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东、中、西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明显加快。2002年，广东与香港特区设立粤港联席会议，提出了“大珠江三角洲”概念。其要旨在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为龙头，带动珠江中上游地区的华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的全方位经济合作，形成珠江经济带。而《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正式签署，标志着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取得实质性进展，西南的云南、广西和贵州则一跃而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长江三角洲地区提出“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以高度集中的专业分工和区域分工特征产生聚集效应，带动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托“大北京经济圈”，以北京、天津为龙头的京津－呼包银经济带亦已呼之欲出。

　　7、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生产制造能力的速度加快，并带动了外商投资的增长。东部地区依然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区域，但重点中又有重点。2002年我国成为世界引资第一大国，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每天增长1.5亿美元，全年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24.71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为454.57亿美元，占全国比重的87.63%。其中，广东为113.34亿美元，江苏为101.9美元，分别占全国比重的21.6%和19.42%。长江三角洲是一个外资集中投放的经济区域，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2002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175.58亿元，占全国的1/3多。其中的苏州，又是重中之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浙江全省的30.76亿美元还要多，是杭州的6倍。而西部12个省区市2002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才20.05亿美元，相当于苏州市的2/3弱。西部引进外资难度不小，而引进东资则相对容易。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说明了“东资西进”的必然性、必要性和现实性。

　　东资西进，即鼓励先富起来的东部地区投资者到西部去投资，并非今日始。早在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专门提出了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措施，其中就包括了“积极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这一条。国内外投资者中的国内投资者，应当是指或主要是指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此时提出这个问题，是一种政策导向，对于东部资本流动的鼓励性政策导向。在这些措施中，还有一条“有步骤地引导东部某些资源初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是看到东西部发展正在形成的落差和充分认识到产业转移规律的作用而提出的指导性意见。现在的产业转移，除了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外，同中央“有步骤地引导”也是分不开的。因此，东资西进，是早已纳入国家的经济社会宏观发展战略之中的，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就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符合大局。那时候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就是邓小平的“两个大局”发展观，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蕴含着丰富政治智慧的思想。邓小平还提出了沿海帮助内地解决发展差距的时间安排，指出：可以设想，在20世纪末沿海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发展进程看这个时间安排的估计也是科学、合理的。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中国的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资本的积累，形成了“西进”的现实条件。邓小平还提出了沿海帮助内地发展的形式，包括：沿海与内地建立经济协作区，沿海一个省包西部一两个省发展，沿海向中央多交利税，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帮助西部地区发展，沿海向内地进行技术转让等方式。邓小平的“两个大局”发展观，立足于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的国情，也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1999年6月，江泽民在视察陕西、甘肃、宁夏、上海、新疆五省区时，在西安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鼓励和引导东部民间资本投资西部，应当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要求西部地区创造吸引东部资本向西流动的条件。从前面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到在中央政府和西部地方各级政府的努力下，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都在逐步改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拥有雄厚资本的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家、先富起来的东部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到西部投资，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行这种责任和义务，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具体的表现。西部地区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毫无疑问的，但引资也是十分必要的。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同扩大开放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有重要的关系。西部地区要加快发展，同样有赖于扩大开放，吸引国内外直接投资。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和分布看，西部地区尽管已有全球500强中的近百家跨国公司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投资也在明显增长，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非常之大。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到2002年，西部地区3年来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借用国外优惠贷款不过120亿美元，相当于1000多亿元人民币。而落实东西部经济合作和对口支援项目9000多个，引进的东部资金也有1000多亿元，这个数字中还不包括许多东部民营企业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因此，对于西部地区，外资要引，但重点应当是内资，即东部地区的民间资本。这是比较现实和可靠的。西部大开发的顺利推进，正引领着西部地区进入新的增长期。西部地域广大，自然资源丰富，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东资西进的财富创造空间是十分广阔的。

　　在2004年3月召开的国务院西部开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任务。这是在新形势下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总动员，对于东资西进不仅将带来投资环境的巨大改善，而且指明了投资的重要方向，主要在特色农业、特色经济、优势产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领域，而在西进过程中要严格做到不把被淘汰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转移到西部。东资西进，最直接的作用是增加西部生产要素的供给，如资金、技术、管理、营销、市场经济观念、先进的体制和机制等等。因此，东资的直接投入，不仅是解决西部经济成长急需的社会化资金，更重要的是带动各种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

　　自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学术界、经济界积极进行西部大开发研究，涌现出一批关于经济政策、区域发展、产业转移、民企成长等各方面研究成果。东资西进，是正在发生的国内资本流动的新现象，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才开始形成的国内资本流向的新趋势。北京大学，很快成立“东资西进”战略研究课题组，开始对这一新趋势进行研究。学术界、经济界对东资西进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期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更多、更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