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源远流长、科举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中国古代士人在内心深处对自身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是中国古代士人最突出的心态特征。就古代社会中士人所接触、打交道的世界而言，庙堂和草野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人们常常笼而统之地称呼整个社会时，就叫“朝野”，即朝廷和草野。

    孔子说到读书人的使命与责任时说：“学而优则仕。”宋代大儒范仲淹在讲到人生的境界时，他说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明代顾宪成也尝言：“官辇毂，念头当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当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当在世道上”。这表现了中国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朝野两极的世界对一个现实中的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进退裕如的人生道路，但对具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于是两极化的世界成了历代士人们无法摆脱的矛盾和痛苦之源：当他们出仕时，感到的是宦海的险恶和不适意，但真正贬官了又会为不能出人头地而郁郁。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由此而产生了士人们普遍的焦虑。这种异化人格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中国士人集体不自觉地推卸他们本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坦诚、求真、不畏权威的治学精神等士人应该坚守的道的理念地悄然消退；说话绕弯子，凡事留余地，也是中国古代士人异化人格在学品上的折射。最终，士人乃至华夏世人都成了理想人格和异化人格的矛盾体，具有了双重的人格。中国古代士人人格的异常心理活动和正常心理活动之间的差别常是相对的，极难以某一个维度如：时间、内容、个体行为表现和情感反应等上规定一个正常、异常的分界线，但在有些情况下两者又有实质性的差异，这就是理想的士人人格和中国化的实存的人格的分歧所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具有中国古代士人异化人格的个体，对作为发展着的个体的作家自身来说，他们背叛了自己曾经执住不放的纯洁、勇敢而又充满理想的本我，变成世故、卑劣的社会化人格的自我。由此导致了中国古代官场内外庸俗社会学的蔓延，克制、含蓄、保守、忍让等一切降低生存风险的伎俩都成了官场生涯的烙印，由于士人的特殊地位，久而久之又变成了民族的一种美德，而且大言不惭地嵌入到所谓东方文化的精髓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