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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仕强教授的“管理思维”与“中国式管理”我也已经拜读。总体感觉有是曾教授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比较有研究，但是由此而来推崇“中国式管理”有些欠妥。 

    整本书读下来，理论上是基本没有比较科学性的东西，只有那些所谓的“中庸之道、中国式权谋”，基本上在宣扬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式不确定性的权变。 

    我以为“中国式管理”是了解中国人行为的优良书籍，但不必作为一种规范化的管理科学来推广，那定将误导我们现代管理的方向。

    我不否定曾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从理解中国人的行为特征来说，我从中也从曾教授那儿“悟到许多”，从而对中国人的了解更为深刻了许多。 

    我的本意是，曾教授所说的中国式管理缺乏一般意义上的共同概念和可操作性，只是能借鉴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人人性的了解，在我的个人博客中也有相关的文章说明“管理的本质全世界相同，如何管理却是千差万别”，管理ＰＤＣＡ循环是科学的基本方法和程序，具体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过程和执行确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处理，中国人对程序的执行缺乏天然的喜好，但是对人的行为特点却是世界一流。 

    从管理的全过程来看，我们中国人是太偏重与对人的琢磨和利用，于是执行中往往由于偏好而效率不足，过分于计谋，偏离了低成本解决问题的主题，把管理中的问题复杂化。 

    对于中西方人性和文化的理解补充说明如下：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智慧，当然不同的民族对智慧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中国人所代表的东方智慧观念，与洋人的西方智慧观念有很大差距。西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无非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之流，都是理论家、发明家、创造家。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理论？还是没有（孙武还有部《孙子兵法》）。中国人把诸葛亮视为最高智慧代表人物的理由在哪里？因为诸葛亮玩计谋、搞诈术的水平中国古今第一。 

    东方的智慧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的智慧标准是发明创造。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不过几个书呆子而已。牛顿遇到诸葛亮，肯定被诸葛亮玩得像如来佛手心里的软糖一样，谁敢在诸葛面前谈天才。而按西方的智慧标准，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连一个高等数学方程式都解答不了，谁敢在牛顿面前谈智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之类擅长计谋的政治老腕，不会被列入西洋天才人物的行列。 

    数学家陈景润（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了），专心搞什么“1＋1＝2”的数学猜想。当时周围的人都把陈景润视为呆子、怪人，要不是洋人抬举了陈景润，他一直会被认为是智商接近弱智者的痴愚人物。陈景润的论文登出后，中国的反应如同石沉大海，洋人却兴奋起来：“你们中国有个天才的数学家陈景润！我们要请他去讲学。”洋人给陈景润的痴愚平反摘帽，但仍有许多中国人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怪才嘛”。
 
    西方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与自然斗争”能力的大小，把天才的美称授予那些揭示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巧妙利用自然力量的发明家。东方则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人”的理解控制，智慧的高低是“与人斗争”能力的大小。中国的聪明人标准是：精于为人处世，老谋深算，随机应变，讨好上级，拉拢平级，利用下级。不会做这些的，均被列入“老实”、“呆子”、“不识时务”不开窍愚昧人之列。中国有句格言：“做人比做事更重要”，陈景润那样不懂做人学问的洋才在中国找老婆都难提到科学，有些国人会不服气：“中国汉代的张衡最早发明了观测地震的蛤蟆罐，五代的祖冲之最早算出了高精度的圆周率，明代的万氏最早造出了载人的火箭飞凳……”。但我们也应该了解，张衡、祖冲之、万氏等人，都是历史学家为了和洋人争口气，硬从历史垃圾堆中发掘出来的稀有人物。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极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更不要说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了。 

    西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抽象思维上。与孟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首创研究无生命物质世界的构造、运动和原因的《物理学》，并提出自然科学中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物质”、“空间”、“时间”、“运动”。亚里士多德还首先提出《方法论》问题，总结出“归纳”与“演绎”两种逻辑推理方法。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提出“力”的抽象概念，并创立了力与运动关系的“运动定律”（后来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律”发生疑问，提出了“惯性定律”）。在牛顿总结出著名的“力学三定律”后，宏观力学基本成熟，量子力学为代表的微观力学又开辟了新的时代。可以说没有“力”的抽象概念，就没有今天的自然科学。 

    从管理既是科学性又是艺术，我们国人往往喜欢他的艺术性，而不重视其科学性的学习，由此我有这种忧虑，建议大家应该全面的学习管理技能。对于中西管理的比较自然不可不了解其文化的差异，一个民族文化的特点一般体现在对智慧的认同和社会认可度上面。一个民族文化的沉淀过程是个漫长岁月所致。 

    我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是从管理学的学习中了解的。在对管理学的研讨中是一般是以西方管理学者的理论为主，随着对管理学了解的深化，而后也对《道德经》、《厚黑学》、《菜根谭》、《吕氏春秋》等进一步有兴趣的学习，发现中国的先辈们对管理都有些精彩的言语，自我感觉也悟出了一些东西，可总是感觉对自己在管理中难于系统的运用，悟出的中国式智慧只能点滴的运用。 

    我以为真正系统规范化的运作一个企业和管理一个部门，还是需要以西方流传过来的科学管理。
 
    中国式管理对系统管理的操作性是不如西方的科学管理，个人的感觉依然是中国智慧给了我一些高瞻远瞩的理念。这是西方科学管理难于达到水准。 

　　再次强调管理方面的学习，科学性知识的学习以西方的科学管理知识为好，艺术性的掌握以心理学知识为主，结合中国式的管理知识为好。那样管理技能的水平定会达到较为运用自如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