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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程从玉溪的家中来到基地见老朋友。

从表面上看，褚时健、两人反差极大：褚说云南话，王说普通话，中间偶尔还掺几个英语单词；褚穿一双胶底布鞋，裤腿上还残留着泥巴，一看就是一个经常下地的人，王可是时尚杂志封面人物；褚一生事业基本上在云南，且主要集中在玉溪，王满世界跑，登珠峰，念哈佛；年龄也不同，褚八十八，王六十四，前者长了后者一辈。即便如此，褚时健外孙女婿李亚鑫对我说，褚、王的关系其实真可谓“惺惺相惜”。

褚时健的老伴儿马静芬八十三了，高，瘦，身体和精神头都相当好，她是褚橙的“新闻发言人”（王石调侃语）。老太太爽快，爱开玩笑，会客室里，她坐王石对面，两个人热烈地聊着养生的话题。老太太十年前查出患了晚期直肠癌，如今病灶居然完全消失了，她把奇迹归功于学佛、信中医、吃酵素。酵素是按自己琢磨的配方做的，王石建议她申请个商标，以后还可以生产、销售，也在商业上“和褚老PK一下”。

“褚橙本来就是我两个人的，我们有个公司就叫‘褚马氏’。”马静芬反应快。

她从小就主张男女平等，她说自己和丈夫的关系是谁都离不了谁，“没有我也没有他”。这一点让王石非常欣赏，他当即邀请随行作家周桦为老太太写一本传，书名就叫《马姑娘》，马静芬、周桦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见面当天，周桦写的《褚时健传》还没正式面市，但中信出版社赶印了几十本，专程带到庄园来赠送给这批访客。

“马大姐，你那酵素是怎么做的？”王石问。

“保密。”马静芬答。

王石哈哈大笑，褚时健抱着胳臂在一边静静地听，他笑得很淡。他本就不是个爱说话的人，年岁大了，这几年走路时都需要把一只手搭在助理的肩膀上，就更寡言了。

虽然不是刻意为之，寡言还是在客观上增加了褚时健的神秘色彩，他说得越少，人们越愿意听他说。正如我的同事总结的那样，“有人声嘶力竭也没人要听，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而“寻褚，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仪式”——朝圣的仪式。

我跟五六个访客聊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答案其实不问可知：到底因为什么，使13年前的褚时健决定高龄种橙，一头扎进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创客队伍，而且至今全力以赴？

“他的故事流传广泛，为什么还要大老远专门跑一趟？”我问访客。

“百闻不如一见。当然，也为了表达敬意。”德国都芳漆（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喻恒的回答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诉衷情

满屋子人齐刷刷站了起来，鼓掌。褚时健、马静芬走了进来，坐下，5岁的重孙坐在马静芬腿上，动个不停。

大家都在等褚时健回答那个“为了什么”的问题，于是，褚时健说：

我从小就养成个习惯，总想找点事做，不做事心发慌，无聊的时候，生闷气。这些年，坎坷非常多，我这个人生，总体来说不顺啊。但不管咋个说，不管顺逆，我总有一个老习惯——想把事做好。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呢，很复杂，很丰富，也给了人锻炼的舞台，这就恰恰符合我这个老习惯了。

当年中纪委书记到云南来，跟我们这里的头头讲，这个老人和一般人有点不同，你们要关照下，不管咋个整，莫叫他过不下去。玉溪市几届书记、市长都问我和老伴儿，你们想整哪样事，要我们帮忙的，就说。说真话，以前还是穷怕了，老了以后得有吃饭钱呐，事情我们当然想干点。

很多朋友，我以前对他们很诚心，他们也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所以我后来坐牢，到监狱里看我的人，非常多。这些人都悄悄留下三五万、七八万、十来万。监狱把图书馆给我管，我那个书架上，这样就码了一百多万块钱。这个体现了一种朋友之间的真诚，所以监狱里那些管理人也不管。加上我以前的积蓄，我们就有两百多万。但要做企业，还得跟朋友再借。我的朋友都很诚恳。我说，我不敢保证我做成功，做不成功赔不起你们喽。那些朋友，一家拿上两三百万、四五百万问题不大，说你七十多八十了，搞这个事情，我们一家拿几百万，输了就算了，你不需要赔，不需要把这事压到心上。

为啥到这里来种橙子呢？这块地方，下边有个糖厂，我在那里当过厂长，我老伴儿在那里当过糖厂的统计、纸厂的化验员，我们一家在这个地方人熟事熟，我们选择这个我们熟悉的地方来做。

种橙子这事，原来想没那么复杂，搞着搞着面临的问题不少，这个时候就要靠意志了。朋友说，丢掉算了，你吃多少，我们出了，他们不理解我。但对我们两个老人来说，不管有哪样困难，我们别的出路没有，只能硬着头皮解决问题。

搞到第九、第十年的时候，我的品牌社会承认了，利润也越来越高。到这个时候，我就有两个想法了：一是我们对当地农民有感情，希望他们更多人生活富裕起来；二是要为我自己的子孙后代的事业打个基础。我说，你们不要懒，不要讲享受，我一生没有哪天讲过享受。

中国的三农问题，真是不容易解决啊，关键是要提高土地产出率。这附近有一部分农民，五六年前就开始跟我们种橙子，我把技术拿出来义务为他们服务。以前的冰糖橙，10块钱4斤，到今天，高价到三四十块一公斤了。稍有规模的种植户，一年剩余也有两三百万了，三百多平米的小洋房也多起来了，已经不是一般的小康了，在农村也赶得上中国的中产阶级了。想到这些，我心里头还是高兴。只有少数人好，社会问题就复杂，多数人好起来，大家才得安宁。我们出了很多力，没有白苦，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还是有点意义。

“褚老讲得忒实在，不那么高大上啊，你回去咋写？”坐我旁边，来自北京的P2P创业者私下问我。

确实不高大上。

同样的问题，我问过马静芬，她的回答也不高大上。“我们不会说，你们文化高，帮他总结一下。”马静芬对我说。

检视褚时健以上自述，可以提炼出“为了生活”、“为了社会”、“为了子孙”等几层意思，马静芬还告诉我，也“为了证明自己”，“他是能干事的，不管在哪里都能干好，不是碰运气”。但如果给诸多“为了”排序，排在首位的，其实还是“为了做事”。

对褚时健而言，“做”就是宗教，老老实实地做，往精里做。

王石说，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褚时健种橙第二年（2003），王石就来看过褚，褚当时的激情把王石给惊着了，但他没想到褚时健真能成功。当年万科订购了10吨褚橙，但那时褚橙“不好吃”。他第二次来看褚时健已是11年后，其时已是举国都说“励志橙”的时候，褚时健真做成了。

忆少年

褚时健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太多死亡。

1943年，42岁的父亲褚开运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当时，褚时健15岁，六兄妹中最小的弟弟褚时佐不满周岁，母亲带着他们苦熬日子。作为家中长子，褚时健不得不像一个家长一样担负起家中的经济重担。他接过了原本是母亲负责的酒坊，烤酒、卖酒。父母本就是沉默的人，褚时健幼时就不敢调皮，此后就更沉默了。

1949年，褚时健和跟他要好的堂兄褚时仁参加了游击队。他在这里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也在这里目睹了堂兄和不少战友的牺牲，他自己也险些被炸弹炸飞。

1950年，弟弟褚时候因公牺牲，47岁的母亲因病去世，褚时健不到23岁，尚未成家。母亲死后，他把弟弟褚时佐、妹妹褚时英带在身边，“我走哪里就带他们到哪里”。

褚时健在自述中说，早在战友和堂兄牺牲的1949年，他就知道，“排好，就是对人生负责任。想得太多，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经历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快活到望九之年了，他说，活比死重要得多，活着，就得认真做事。

行走在刀锋上的战士性格像刀一样硬。凭着这份硬气，褚时健在学生时代扛过了一个月内每天只吃一餐饭的日子，扛过了反右（褚1958年被划为最后一批右派）和文革岁月，最后成了亚洲烟王。

也因为这份硬气，他不太懂得通常意义上的温柔体贴。马静芬说，她和褚时健原来吵架，多半都是因为褚不顾家。褚时健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到了晚年，终于意识到了，但他说自己不后悔，“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还会像当年那样做。

周桦在《褚时健传》里讲了一个他当年在红塔集团不体贴员工的例子。那一年，他带着一干人马远赴欧洲采购了2300万美元的设备。出国很长时间，临回国前，下属问：“厂长，我们不出去玩玩吗？”“你们想去玩吗？”“当然啊。”“你们也不早说。”他放下属在巴黎疯玩了三天，但他自己对风景没有兴趣，倒是对巴黎的名画和雕像兴趣浓烈，因为作者那一份精雕细琢的功夫。

回到工匠精神，认真只是一方面，所谓大匠，还得必须知道什么叫做“好”。在周桦看来，“褚老是从小就见过什么是好东西的人”，他认为这是褚时健工匠精神的重要来源。

1910年，总投资1.65亿法郎的滇越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中国西南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褚时健的祖父褚发珍被法国人看中，当年就负责其中一段铁路的安保工作，法国人还给他发津贴。褚发珍把家搬到了车站附近，他儿子（褚时健的父亲）后来的生意就是在铁路上跑运输。

滇越铁路采用的是米轨，火车装的是米其林牌橡胶轮胎，它们都代表了当时西方世界顶尖的工业水平。这简直是《百年孤独》中的魔幻桥段，外来文明对一个土著少年的心灵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几十年后的2015年，褚时健向周桦回忆起幼年生活时还频繁地提及米其林火车、米轨、法国人，以及乘客从车厢扔出来的精致的饼干盒子。“小时候看见火车，就觉得长大了应该过那样的生活，”褚时健说，“法国人带着七八个人就把一个大车站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现在想起来还是佩服的。”

周桦感叹，“所谓见识，无非就是见过好东西，然后能判断什么是好东西，进而能做出好东西。”周桦所谓的“好东西”其实还包括一流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褚时健在昆明念高中的时候正值西南联大迁居昆明，彼时联大的一些教授为了改善生活，经常到昆明的高中兼课，褚时健是见过闻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