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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美国社交网站“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喜得千金，并宣布将其持有“脸书”公司股份的99%捐出，用于慈善事业。扎克伯格宣布这一消息后，超过36万人“点赞”。

　　我们的一项有趣的研究结果表明：生女儿的CEO，其所在企业表现得更有社会责任感。经过对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列表中各大公司20年间CEO及其子女相关数据的追踪、分析和比较，他们发现，这些公司在制定针对全社会和除股东外利益相关参与者的关怀政策时，会系统地受到来自家中有女儿的公司顶层决策者的意见影响。拥有女性下一代的男性CEO，其任职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竟然比平均水平高出近12个百分点。

　　研究表明，家中有女儿的男性CEO，在制定公司中有关“员工多样性”政策的时候，会显得尤为包容。与此同时，在关乎环境和雇员关系等更为广义的“利社会行为”中也有上佳表现。这一切都映证了这样一个社会偏好理论：男性管理者从某一程度上来说，已经将自己女儿的一部分个人经验和价值观内在化，并加以吸收、产生效用。

　　女性社会影响力左右男性决策者

　　近年来的新兴研究结果表明，女性的社会影响力已如润物细雨，悄然无声地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和法官在内的众多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决策者，在对重大问题的考虑上令人惊讶地呈现出了某些“女权主义者”的特质。而这些影响力的来源，很多时候正是男性决策者的女儿。

　　据说，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16任首席大法官的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就曾力主通过《家庭医疗休假法》(美国于1993年颁布)，并因此被《时代杂志》撰文冠以“隐秘的女权主义者”称号。伦奎斯特先生的女儿是一位身兼要职的单亲母亲，工作异常繁忙。因此伦奎斯特先生本人也曾多次迫不得已提早下班，替女儿去接孙女们放学。由此可见，这位美国大法官的决策倾向，很难说不是为自己女儿的经历和期待所影响的结果。

　　而将视线转移到经济领域及男性公司顶层决策者身上，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现实：女儿对CEO父亲的影响力，会直接带来后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更为偏重的决策制定。

　　首先，鉴于女性社会影响力的缘故，父母对自己女儿个人体验和偏好的内化过程有异于儿子，而其中，父亲在个人身份和自我意识方面受到的内在影响更大，认同女性价值观的几率随之增加。其次，和男性相比，女性对社会中他人的福祉更为关怀。基于以上两点相结合所代表的社会化偏好，研究者构建出一个经济模型，并借此推算出，家中有女儿的男性CEO对社会中的其他人更为关心，对除股东外利益相关参与者的福祉也更为关注。

　　对此，卡夫食品总裁弗雷德-帕格亚(Fred Paglia)先生也有着自己深情的诠释：“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4岁，一个12岁。不瞒你说，每天早上起床上班之前，我都会注视着她们的双眼，想着怎么努力让小家伙们过得更好。试问，又有哪个父亲不愿意这么做呢？”

　　企业社会责任感源起新解

　　家庭环境会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念及偏好等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父母的潜移默化，可以为孩子注入某种特定的价值观。然而却很少有人明白，反之亦然——孩子或许也可以参与塑造父母的个人信念及偏好，并可从个人、家庭推广开去，对组织、社会产生影响。

　　此项研究中关于CEO及其子女的数据来源于1992年至2012年间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列表中的各大公司，共计包含379位CEO及943位CEO子女。而针对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数据则来自于涵盖了3000 所美国最大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的“KLD社会评等数据”。数据来源不可谓不翔实、可靠。

　　在综合考虑了产业、公司和CEO特性及CEO家庭成员数量等多种控制变量因素后，数据分析所得结果是惊人的：女儿对CEO父亲在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显著的影响。这类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评分比平均水平高出11.9%，几乎可以达到拥有女性CEO公司该项得分水平的1/3。也就是说，有女儿的男性CEO本人会更愿意尊重和采纳女性价值观。数据同时显示，这些公司每年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开销所占总收入比重也比平均水平多出13.4%。

　　众所周知，不同的公司管理者，其个人管理风格也迥然相异。但是，这些管理风格的深层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一领域的探究似乎始终像雾里看花，不甚了了。因为在分析过程中，带有CEO个人主观选择色彩的变量太多，所得结果不足以令人信服，在实际借鉴时也会带来困难。然而，“生女儿”这一显然算不上是选择变量的个人特征，或许可以在分析和实操中带来更为稳定、清晰的参考价值。有趣的是，研究者发现，倘若将CEO生女比作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一剂“良药”，“药方”本身的意义和效果要远远大于“药量”——女儿数量的多少与其对CEO父亲的影响力大小并不持续正相关，“一剂起效，无须多服”。

　　主导这项研究的两位年轻教授近年来致力于行为金融学在国内的研究及传播，力图揭示金融市场及人类经济行为中的非理性行为和决策规律。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相当稳定，相信这一研究对女性社会学、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政策起源及管理者风格的外源性因素等方面都会有所启发。

　　然而，研究者同时提醒人们注意，长期以来，在关于大型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变化、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缘起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开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强化股东价值或是反映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等方面有着诸多探讨。而“男性CEO拥有女儿将影响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制定”这一论点似乎可以揭示出，除非拥有女儿的男性CEO能够在注重企业社会责任和带来更多利润及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之间找到平衡，否则潜在的代理问题还是无法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