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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背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下）

——中国生态城镇化之路（二）

二、重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
　　我国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这一赶超型发展战略,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较快地步入工业化进程,但由此自然资源和环境也承受了过重的压力,局部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改革开放之后,经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日渐合理,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依然比较突出。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加快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总体上日益加剧,长期积累的环境危机逐步呈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迫在眉睫地摆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
1、重工业化带来资源的危机
　　从与工业化发展相关的耕地、水和能源等重要资源的现状看，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2004年，中国人均消费的能源只相当于日本人均能源消费量的1/4，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1/7；目前中国的主要矿产资源己经出现储量增长
远低于开采量增长，开采量增长又低于消费量增长，国内资源保障程度快速下降，新增部分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
一方面，国内矿资源加紧开发，野蛮生产，结果造成生态环境危机，大面积水土流失，水体污染。一些煤矿为了增产，不顾矿工安全，超能力大干蛮干，致使矿难频发，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加剧了社会矛盾。如此下去，若干年后，我们将无资源留给子孙后代去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实行产业结构的“重烈化”，把原本稀缺的资源大量投入重化工业，很快就造成了资源瓶颈收紧，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面影响。国内企业为满足生产，不得不大量向国外采购铁、矿石、氧化铝、石油和石油制品，一方面使这些产品紧俏昂贵，另一方面导致经济发展受制于人。例如：武汉毒土地卖给开发商，倒赔1.2亿，修复成本2.8亿。2006年3月，武汉市汉阳区赫山地块以4.055亿元被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竞得，但开发时发生工人中毒晕倒事件，导致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在退还开发商土地款之外，又赔偿了1.2亿元，收回了土地。这块242亩土地原是武汉市农药厂厂址，现在修复成本需要2.8亿。
　2、重工业化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
　　如果说资源的约束还有可能通过从国外进口得到缓解，那么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代价则使我们更难以承受。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一氧化硫排放量和有机污水排放量己占世界第1位，一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2位。即使国际社会不就环境问题向中国施压，中国自身的环境容量也难以持续容忍这样大的污染排放。重化工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本来已经很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加速破坏。例如，浙江萧山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绍兴滨海工业园……我们亲眼目睹了这条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所依傍的江河犹如一条被污染企业吞噬的巨龙，那些原本美丽的鱼米之乡更在这些园区的“践踏”下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癌症村”，“生态难民”已成当地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例如，河北沧县小朱庄井水变红近700只鸡饮用后死亡。今年4月央视新闻1+1播报：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河沟里、地下水呈酱油色，近几年，村里都不敢饲养猪牛、鸡鸭等农村家畜家禽，原因是地表水、地下水均遭到严重污染，今年春节又有养鸡场近700只鸡饮用井水后死亡；而村里已经陆续有30多人死于各种癌症。
　3、重工业化造成劳动就业形势严峻
　　重工业化时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增大，劳动就业形势严峻。一方面，目前农村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而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总量达1.8亿以上，即到2020年，平均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需要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加之国有企业改革中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机关事业中大量存在的富余人员以及自然新增的劳动力，保守的估计每年还要新增1000万人左右。两者相加，未来几年中国每年需要提供20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需求。另一方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无论从行业看还是从所有制看，中国工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均呈现出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各个行业、各类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表明中国的工业化正在走向资本密集也即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的新阶段。2003年与1980年相比，工业部门每吸纳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的固定资产净值增长了19倍。资本对劳动的加速替代，使得工业增长所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出现了相对甚至绝对下降的趋势。这就使中国未来的工业化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另一方面是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资本所能吸纳的劳动就业量日趋减少，这构成了对中国工业化的严峻挑战。

三、“三农”问题困扰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自从2000年3月，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了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时隔多年，“三农”问题仍然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农村经济依旧十分萧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产供销体系没有建立，资源配置无法优化；中国大部分的中西部农村目前陷入“空心村”状态，年轻人都走出农村外出打工，农村的主体居民是38-61-99部分，即妇女、儿童、老人留守农村，导致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城乡居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上两极分化严重，形成城乡二元社会
经济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差别；农村教育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干群关系等诸多严重制约“三农”发展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1、“三农”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农”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定在小块土地上，使单位面积上的劳动力过多，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导致农业生产率、农业机械化水平十分低下，经营规模化难以实现，农民的小农思想意识浓厚，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其次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牺牲农业农村为代价，政府对农民的反哺工作又严重滞后，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在计划经济时代，广大工人与农民勒紧裤带，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改革开放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随着改革向城市的转移，农民工进入城市，促进了全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趋缓，乡镇企业萎缩，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增多，农民工的自由流动受到城市政府限制；内需严重不足，供给大于需求，“巨大潜在”的消费市场无法启动。农民工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在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中沦为最大的弱势群体。
三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农村乡镇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国外现代化农业对我国小农经济的挤压，造成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迅猛，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我国农村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外资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如服装、玩具等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外贸出口和农村承包责任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后，墨西哥抢走了我国在北美的贸易份额。以纺织品为例，1994年，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在北美的市场份额为49%，占第一位，两年后墨西哥取而代之。另外，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各国和东亚的日、韩，以及港台等地区为了转嫁危机，纷纷实行货币贬值以增强出口竞争力。我国和东南亚出口产品的趋同性大大影响了我国的外贸出口，对我国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损害相当严重。加之国企破产倒闭，乡镇企业江河日下，农业经济萎缩不前。
2、“三农”问题现状
　　在我国，农业是高风险的脆弱产业，农村是最落后的象征，农民是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因此，农民有五怕：一怕自己种了东西卖不掉；二怕种子、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乱涨价；三怕农村社会治安管不好；四怕碰到假冒伪劣的农用物资；五怕上面强迫命令，瞎折腾。农民也有五盼：一盼较快增加收入；二盼尽快改善农村治安环境；三盼科技、卫生、文化经常下乡；四盼严厉打击农资市场的假冒伪劣，让农民种上放心田；五盼尽快改善农村治安现状，还农民一个安宁祥和的生产生活环境。
农民的害怕和期盼真实地反映出当今“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今后工作的艰巨性。
下面通过算一笔账，就会明白农民为何那么穷了。按照全国2.5亿个农户承包了18亿亩耕地来计算，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大约为7亩，人均大约为1.39亩。但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现在有14个省份人均占有耕地不到1亩，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也就是说这些省和县的农户经营规模已经很小。这些数据不包括各地侵占耕地后以次充好的情况。农民种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扣除农资成本上涨因素，亩均净利润是185.2元。也就是说，即使按户均7亩地、夏秋两季都收粮计算，每年种粮净利润不到2,600元（185.2元×7亩×2季）。这就是农民种粮收入的家底。青壮年外出打工，有的干脆撂荒，有的租给别人，种地的是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种粮口粮化、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实际上给中央出了一道题,“增加农民收入”这句口号已经连续10年成为一号文件的核心目标，但年年讲年年落不到实处。用农民的话说：“听中央讲话满怀希望，看自己生活还是老样。”
农民为什么摆脱不了一个“穷”字？以笔者来看，穷就穷在没有找准发展的突破口。山东莱阳有个叫濯村的地方，过去穷得叮当响，经过15年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和农村生态田园化的发展之路。给我们的启示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大量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要解决农业问题，就要坚决改变农地零散化、细碎化耕作方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综合体经济，积极培育壮大集体经济；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着手，切实推进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
   3、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衰退，农业“被边缘化”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却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衰退，农业“被边缘化”，农民利益受损的突出问题，出现了农村的凋敝，农业的衰败和农民的被边缘化。例如，大量农村青壮年群体进城，弱化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同时，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留守老人的养老和留守妇女生产生活等问题突出，使农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现。另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批具有知识和文化的青壮年涌入城市，他们因为农民工身份，不能参加城市的民主选举活动；他们由于身处城市而没有机会再来参与村务决策和治理，流动的农民工的自主权利难以实现。近年来，有些省在农区为了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尊重农民意愿，强制性拆村并居，导致农民“被上楼”，导致农民的生活习惯将被迫改变，农民的生活负担也会相应增加，农民种地养殖更不方便。而且村改居后产生的大量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农民将直接影响国家社会稳定。
中国有近一半的人口在农村，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也难以支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大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要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在“收入倍增”进程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一句话，“三农”问题关系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广大农民达不到小康生活水准，中国梦就难以实现。　

四、城镇化盲目发展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城镇化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整体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近几年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城镇化发展规律、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乱象”，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化超常规发展，资源与人口、城市与乡村发展失衡，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不协调，出现了“城市病”，严重影响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1、城镇化盲目扩张，农业用地被蚕食
　　一些城市在追求向大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存在着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无序
开发、分散开发的问题。出现了建高楼、大广场、大马路、大酒店、大房子，越大越洋越好，不考虑实际需求，甚至出现土地被圈占闲置和楼房空置浪费现象。城市空间过度扩张、占用耕地和生态环境压力增大；一些地方以非市场化的方式低价征用土地，高价出让获得差价收益，将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作为变现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造成耕地大量被占用。全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紧逼18亿亩耕地红线。
2、乡村的留存、失地农民“被城镇化”问题
　　一些城市的迅猛扩张是建立在大量吞噬农村土地的基础之上的。一些地方政府依赖于土地财政，将农民的土地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为建设用地，以高楼林立的土地城市化繁荣景象，来掩盖未能完成的人口城市化。
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他们因大城市户籍制度的高门槛而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也找不到农村家园的精神皈依。另一方面，学有所成的有志青年也面临着农村机会少、条件差、受社会歧视等因素影响，而无法回流反哺农村。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寄托着中国人情感的精神家园——乡村，将成为空村、离村、鬼村，甚至行将消亡。
有资料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80个到100个村庄消失。有人担忧，农村都变城市了，地都没有了，以后大家都吃什么？有人担心，乡村消失，农耕文化也将不存在了；还有人感叹，农村发展滞后，乡下那个家怕是回不去了。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出现农村发展滞后的现象并不奇怪。但城市镇化显然不是让农村消失，而城市和农村之间，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城镇化本应是一个自然、自由且漫长演进的过程，而城镇化的进程应当带动农村的繁荣，而不是农村的凋敝。
据媒体报道，坐落在赣西北群山深处的安义县合水行政村南坑自然村，山清水秀，环境宜人。当年曾有着130多口人的山村，现在只剩下一位六旬老人和一条狗、两只鸡留守。据村民介绍，合水村有11个自然村，共计814口人，而现在留在村里的不到80人，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每个自然村平均不到8人。像这样行将消亡的村庄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
3、城镇化超速发展的“大跃进”现象
　　城镇化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一个渐进化过程。然而，有些城市把加快城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政绩工程，有拔苗助长之嫌。有的省份提出来，城镇化率2011-2015年要从45%提高到54%，到2020年达到64%左右，要求城镇化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国家“十二五”期间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的规划目标。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严重违背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城镇化乱象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贪多求大，出现一市多城、一区多城甚至一地多城现象。据权威资料统计，中国目前有：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北大荒拟建新城多达113个；新疆兵团酝酿造城运动：10年再造8个石河子。二是空城计，内蒙古康巴什，荒漠中的豪华“鬼城”；北京通州新城，成了首都27万人的“卧榻之城”；内蒙古清水河县60亿建新城变烂尾等等。三是千城一面，相似的大马路、大立交、大广场、大湖泊，造就新城功能紊乱、空间杂乱、管理混乱、交通迷城、形象大立交.....
4、城镇化破坏了传统乡村及其文化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受全球化的影响，许多历史名城中的文化遗产遭受到冲击，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面临着“建设性破坏”、“开发性破坏”及商业旅游性破坏。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文化街区的历史真实性正在消失。城市发展、城市建筑和城市布局趋同，出现千城一面、城市风貌雷同的现象。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保护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新的挑战。
据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介绍，目前全国有230万个村庄，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还剩下两三千座，而在2005年还是约5000个，7年消失近一半“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消失的不仅仅是物件，而且是一种传统、一种民族符号。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乡土文化断裂，如果城镇化浪潮让人们都进入城市一元文化，那么这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致命打击。所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未雨绸缪，防止本已脆弱的传统文化生态再遭灭顶之灾。”
冯骥才曾表示说，我国城市风格和个性已荡然无存，能否守住古村落这个“最后的家底”，现在还是未知数。如果不抓紧采取措施，很多古村落可能人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就要失去它们了。

（未完待续）

文/袁成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