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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袁成达教授

　　引言

　　据中广网报道，2012年5月11日，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白鹤滩镇发生一起爆炸案件，导致多人死伤。透过新闻看事件，这是一起由新城大开发造成的典型群体事件，给目前如火如荼的中国新城大跃进式的开发敲响了警钟。

　　巧家县地处云南东北部，是全省73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但就是这个贫困县随着白鹤滩电站开工建设，数以万计的移民需要搬迁，巧家县也迎来城市大建设时期，当地政府提出了“三纵三横”骨架建设和“一个中心五个支点”以加快推进城镇化，打造“金沙江畔明珠，亚热带湖滨城市”。大建设背后就是大征地，巧家县政府下发了79号文件，以推进城镇化建设为由，意欲征收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1600亩基本农田。这些基本农田土壤肥沃，灌溉水源充足，主产水稻、玉米、甘蔗和反季蔬菜等高稳产作物，每亩土地能够带给村民近7000元的收入。

　　一边是急于城镇化建设用地，一边是农民失地后的绝望，矛盾交织在一起，政府的强势，农民的无助，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中国新城是怎样的多

　　著名文学家、民间文艺家冯骥才先生在《中国城市的再造》一书中写道：“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造城运动’。神州城镇，不论大小，无一例外。地球上任何城市的改变，原本都是一种线性的渐变，除非经历了战争的浩劫。但战争迫使城市变化的规模总还有限，绝不像中国当今‘新造城运动’这样的普遍、坚决、彻底，铺天盖地。因而，这是中国城市史，乃至世界城市史上空前而浩瀚的一次堪称奇迹的变革。”

　　从西南边陲到北国小镇，从大漠边关到琼崖海滨，仿佛一夜之间，神州大地到处充斥着造城者的身影。造城运动像幽灵一样，游荡在每座城市。

　　城市是生长的，还是被制造的

　　据权威资料统计，中国目前有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北大荒拟建新城多达113个。新疆兵团酝酿造城运动，10年再造8个石河子。凡此种种，不甚枚举。

　　中国目前城市化水平约30%，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55%。我国现有城市总数667个，在200多地级市中，如果有183个城市将发展目标定位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那么不久的将来，一个省将平均拥有5—6个，这种造城运动，既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又超出正常的发展轨迹，已经带来大量的弊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21世纪之初影响世界的有两件事：一个是美国的信息化，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信息化引领世界，城市化坑害中国。

　　中国的新城建设过于泛滥，大到北京、上海，小到小县城，甚至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城也在建几十万平米的新城。拆迁改造正在进入高潮。60%的地级市在兴建城区，旧城改造、新城开发、科技园、开发区、大广场、宽马路、大立交…..形成一股席卷全国的热潮。

　　铺天盖地的新城发布会上经常提到“三年建成”、“五年完工”、“十年规划”之类的雄心壮志，这和当年的大跃进口号“三年赶超英美”的口气何等相似？中国城市化的愿景美好，落实不到位，后果是付出惨痛代价，扔下一片乱尾楼却无人问津了。

　　武广高铁沿线15个车站形成15座新城；长三角16座城市计划再造74座新城；钱塘江南北两岸各造一座钱江新城；围绕太湖崛起6座新城…..照这样的速度下去，中国不用多久就能赶英超美了。

　　在当今中国土地体制的大背景下，造城运动的主角是政府，配角是开发商，二者缺一不可。政府的热情和盲目攀比将决定新城的规模，开发商的良心和资金决定新城的质量和命运。于是土地在政府手里不再是用于合理开发，建设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而成了吸引投资，换取更大的利润和政绩筹码。

　　如此众多的新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地面，造成一市多城、一区多城、一地多城。中国如此热衷新城建设的背后却是层出不穷的弊端涌现出来。

　　新城空城计：中国有城无市的“空城现象”最早出现在“十五”期间，规划正式提出城镇化发展战略之后，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直至发展到以建设开发区的名义开始轰轰烈烈地圈地运动。

　　新城开发盲目无序，不顾自身资源条件，加之错误的政绩观，不切实际的决策，土地财政利益的驱动，造出一座座空城，造成太多的资源浪费。

　　这里举两个案例：一是内蒙古康巴什，荒漠中的豪华“鬼城”。2001年鄂尔多斯市委了进一步发展经济，解决老城区缺水问题，决定建康巴什新城。然而经过八年巨资打造的新城，却无人居住。白天在此办公的人们宁愿住在离此地26公里之外的东胜区，也不愿居于康城。新城拔地而起，高楼林立、马路宽敞、景致漂亮。新城的居住条件完备，单单缺少了主人。白天热闹喧嚣的场面无法掩饰黑夜带来的孤独和寂静，白天上班的人们晚上为何不在此地居住?

　　透过繁荣背后惊讶的发现，康城的商业经营几乎为零，公共服务配套功能滞后，房产投资、投机者参与进来，没人愿意在这里定居。

　　城市存在的本意是为人们提供安居乐业的地方，当城市不再为落户者提供生活和工作的功能，那么城市存在的意义便会在功利面前哄然倒塌，只留下“鬼城”一座。

　　无独有偶，与“鬼城”相对应的则是新城建设中的“睡城”。白天人们外出工作，夜幕降临后万家灯火。这种景致是对空城的另外一种诠释。例如北京通州新城，成了首都27万人的“卧榻之城”。这里只能提供居住，但却不能提供乐业，更不能提供商业消费场所。新城过度房地产化，城市功能基础薄弱，反而失去了一座城市的吸引力。

　　对于城市的发展，经济只是其充分条件，而政府作为城市的代言人，更需要关注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其他方面，社会安全、环境污染、文化建设、历史保护等。当城市的天平偏向于经济的时候，发展已经严重失衡了。

　　新城肥胖症：新城开发的功能是为了疏散城市中心区人口和产业，解决目前城市中所存在的问题而建。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一再被行政和市场两只手不切实际的无限拔高和扩张，导致攀比之风尘嚣甚上。你建我建大家建，忙地跟风。你修大马路，我建大立交；你建全国最大，我搞亚洲最高。你方唱罢我登场，新城的尺度和高度被不断的刷新。曾几何时，规模的大小已经成为衡量新城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准。新城的建设已经失去了初衷，一个个新城的肚子被吹得大大的，里面装着大规模、大体量、大目标、大投资四大“天王”，真正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新城”却寥寥无几。

　　不可否认，大口号、大目标，可以吸引眼球，但透支的却是城市的信用和国家的资源。

　　60亿建新城变烂尾——清水河县；

　　52亿新城变空城——康巴什新城；

　　7亿打造中国“白宫”——郑东新区惠济区政府大楼。

　　大投资换来的“大回报”，触目惊心的贪大邀功的惨痛事实告诫我们，不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一味贪大攀比是要吃大亏的。

　　新城是怎样炼成的

　　纵观中国现代新城，给人以难以回避的尴尬和费思。原本各有特色的城市面孔，却在几年间陡然变得千城一面，如果不仔细分辨街道的路牌，你可能不知道置身何处。雷同的规划、雷同的功能、雷同的面孔，新城的规划如出一辙，“千城一面”是现代都市新城的文化景观，其实这是一个急切的提醒，我们的城市正处于旷古未有的变局。

　　规划理念的雷同：一湖游四海，一轴通万里。湖泊与主轴成了新城规划建设的不二法门。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句话如今成了中国新城开发很时髦的宣传用语，水，被赋予了灵性。于是乎，新城设计与水深深结缘——湖泊、河流、河湾，溪流成了新城新概念规划的主题，仿佛没有这些元素的参与就不成其为新城开发，哪怕是人工掘湖，放点水进去也是好的。

　　北方缺水的郑州硬是在郑东新城挖一个6㎞²人工湖；上海临港新城紧随其后，挖掘一个叫滴水湖的人工湖；而宁波一新城在周边湖泊环绕的背景下，还要开挖人工湖，美其名曰：星湖。

　　还有以中央大道为主轴的样板化布局，这种西欧皇家广场规划也被公式化、样板化了。这些完全西化和没有一点创新模式的新城布局规划，将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积淀的中国打扮得不伦不类。

　　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化元素和底蕴，抛开自己璀璨的文化去寻求异域风情，并将这种理念强加入新城建设中留与后人，这是否是一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否定呢？

　　中国的新城正经历一场特色危机，大同小异的模式生搬硬套的被不断的复制，不是欧陆风情模式就是明清仿古理念，好像除此就别无选择了。中国的城市特色正在逐步沦丧。

　　似曾相识的面孔：趋同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令人担忧的文化走向。随便到南方还是北方，都可以感受到似曾相识的面孔：大广场上一排罗马柱，伴随着喷泉，或圆柱式的，或哥特式的、或巴洛克式的，甚或说不出风格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美国式的通透墙、烟花灯、水泥树等等组合起来的建筑群，不断的挑战着人们的审美极限。就连售楼广告词也是那么惊人的相似，“蓝色爱琴海”、“格林小镇”、“塞纳河谷”……这股欧陆风情吹来的是潮流还是附庸？

　　在中国建筑规划领域，一旦有成功的案例，马上便会引来各地的参观团，大家回去后不假思索的复制着各类山寨版，反正也没有人追究版权，设计公司更乐于推荐复制作品，拿来稍事修改就能变钱。这种没有一点创新的设计图纸，正衍生出一批批“孪生姐妹”式的新城。这些“孪生姐妹”将决定着未来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城市格局，这确实值得我们的建筑师们去集体沉思！

　　令人困惑的乱象：在当代中国新城开发建设中出现的各种乱象，让人困惑、费解和愤慨。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于纽约大学的建筑师费菁认为：好的城市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自然生长的城市，真实，不矫揉造作。

　　什么才是城市？这个概念首先要搞清楚。城市并不是简单的建筑堆砌，空间的排布，并非一堆水泥建筑，几个广场，几条马路和几个湖泊共同组成的空间。而是通过这些外观要素来呈现这个地域的特质与性格，彰显地域文化的集合体。城市是以人为本，马路拓宽了，却让行人上立交桥下地道；蜿蜒的大立交让人头晕；宏大艳丽的公共绿地，令人望而却步；熠熠生辉的玻璃幕墙生出的光芒令人目眩…..这些乱象归纳起来有一下几点：空间杂乱、定位混乱、交通迷乱、布局紊乱。新城怎样一个乱字了得？

　　发人深省的后果：新城开发的本意是振兴一方经济，改善当地居住生活水平。但从目前部分新城开发情况来看，却出现发展致贫的现象。开发商不计后果的跑马圈地，导致区域内原住民在开发过程中失地、失业、失利，“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当下的中国，贫困县脱贫致富依托的多是当地特殊资源，比如湖泊、矿产、温泉、历史人文景观等，并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区域开发，这样的发展路子本身没错，错在开发过程中人为的造成的后果。官员和开发商打着“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面裹脚布样的旗子，自顾自建，大拆大建，盲目崇拜GDP，形象工程，铺张浪费，重复建设，并大肆强占农民土地和房屋；违规操作，开而不发，长期圈占农民耕地。农民从失地到失业，再到失利，直至最后陷入贫困。

　　例如：国家级贫困县海南陵水拟建10个高尔夫球场，山东齐河2800亩良田“种植”高尔夫，陕西扶风县不自量力举债建新城，等等这些急于脱贫致富的穷县，都喊着震天响的口号，秉承着急躁冒进的思想，干着违背实际的蠢事，再次将百姓拖入贫困线以下。

　　新城是怎样种植出来的

　　为什么近些年来，中国的新城遍地开花，只见开发，却闻不到花香？这些新城是如何种植出来的呢？

　　这里还得引用冯骥才的一段话：新城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文变革，我们之所以称之运动，是因为它太像一场革命运动。它是一哄而起，不可阻挡的，它是打着“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它是强制性的，又是充满激情的。但这是和平年代里笑容满面的走向新生活的城市建设运动，也是一场中国人一往深情的现代化运动。

　　新城运动貌似一场革命运动，既然是革命那就有所得有所失。只不过在这场扑天盖地的革命大潮中，得利益者寡，失利益者众罢了。

　　分析新城开发的成因，对合理引导区域发展，纠正开发中胡干蛮干等行为起到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作用。

　　首先是政治因素：行政意志、官本位思想、急功近利、好高鹜远。

　　其次是经济因素：盲目追求国际化定位、城市建设过度房产化、土地财政经济、利益最大化。

　　社会文化因素：攀比模仿、舍创意之本，逐规模之末、曲解城市文化。

　　我们的某些政府和开发商打着“和谐”的幌子，干着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事情，为造新城，大规模的“跑马圈地”，不惜血本做足“形象工程”，玩转“概念炒作”，肆意造城。那些满脑袋充斥着“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思想的官员，经手“种植”出来的只能是一座座空城、“鬼城”、“孤城”，甚至是废城，我们不禁要问，城市的真正意义何在？为造新城而造新城是否有一种私欲在作崇？

　　激活政府管理，让新城开发回归理性

　　面对眼前依然热火朝天的造城热潮，我们当下需要的是降温去火，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城市建设不是一蹴而就，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华丽口号下的恣意妄为，不是“长官意志”的决策者想让城市多大就建多大，想让城市建多高就建多高的胡搞蛮干，而是政府要激活自身的管理，重新审视管理中的不足和失误，并加以改进，让新城开发回归理性，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迫切要求。

　　中国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管理涉及到许多问题，但从目前现状来看，主要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在市场经济管理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二是创新管理机制。

　　市场经济建设中，政府要发挥良好的管理职能，首先要找准角色定位。结合到新城开发中出现的问题来分析，不难看出，在新城开发中出现的种种违背客观实际，侵害百姓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充分说明政府官员不尊重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没找准自己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位子，大包大揽，不负责任地胡开发乱开发，最后留下乱摊子，由国家和人民来埋单，却没有人承担责任。这种责权利严重不对等的施政模式，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必定会出问题。

　　激活政府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不但要压缩政府规模，还要相应地调整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机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是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从直接管理经济转向主要为经济活动提供外部环境服务；

　　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的广泛行使，对市场机制造成损害。政府要实行政经分开，政资分开，切实做好分内事情，搞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

　　三是政府慎用手中权力介入市场经济，更不可与民争利。政府要创新管理机制，创造一个公开、务实、廉政的施政体制，营造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

　　创新机制是政府管理机制改革的重头戏。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功败垂成。只有不断的创新管理机制，找到一条与当前和今后市场经济发展相吻合的模式，一个高效、廉洁、务实、勤政、有监督、负责任的服务型政府才不会重蹈云南巧家县撤迁酿造的恶性事件，才能在改革发展中引领广大群众走上富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