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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EMBA管理教育广受欢迎，管理书籍和期刊大量出版，管理话题被广泛谈论，各种各样的西方管理被介绍到中国来。但是，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些主要源于西方正式组织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中，哪些适用于快速变动的中国环境，哪些需要修正，哪些完全不适用。

　　过去20多年来，对于中国企业的成长、发展和变革过程，对于它们的组织特点和管理者的价值观变化，虽已有一些研究，但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知识。

　　“因缺乏在高度变动的环境中如何管理的系统性知识，中国的高速发展正遭受阻碍。”徐淑英（AnneTsui）认为，“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积累管理知识，以帮助各类公司在这个动态多变的环境中运营。”

　　徐淑英是一个典型的学术界人士，对于她来说，真正的管理知识源于“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和系统的实证数据基础上的高质量研究”。这也是她在自己管理学术研究之外全力推动着的事情，她于2001年创立了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她的学术简历上所列的讲授课程的前几个都是关于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她也是华人管理研究领域公认的领袖。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许多人会问。许多人把学术研究视为象牙塔，以深奥的语言讲述离实用很远的东西。徐淑英推动的大体上正是这种研究，最终成果通常是理论性的、以严格的学术语言写作的、发表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的英文论文。

　　但它的确和我们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中国的各种管理现象背后的一般规律，我们才能正确地实践；了解环境变化对管理方法的影响，才能有效地管理。人类曾试图绑上翅膀模仿鸟类飞行，但只是在流体力学的研究清晰地说明螺旋桨为什么产生上浮力时，人类才真正能够飞翔。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腾森在他的新书《困境与出路》?TheInnovator＇sSolution中说，“了解原理（什么导致什么，以及为什么）使飞翔成为可能，了解环境的分类使飞翔变得可预测。”

　　那些对美国市场适用的理论常常和中国的情形并不一致。譬如，管理研究者发现，中国企业在面临动态复杂的不利环境时，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的战略，而不是前瞻的、着眼未来而比较冒险的策略。而在美国，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采取前瞻的而非防守的策略。

　　我们大多数人是通过管理教育来学习管理，而它和管理研究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徐淑英说：“好的教师一定是好的研究者。研究做得不好，教学没有办法做得好，因为对企业了解的深度不够，没法回答学生的问题。”

　　克里斯腾森认为，“尽管绝大多数管理者认为自己不属于理论驱动型的，实际上他们却是狼吞虎咽的理论消费者。”我们这些“理论消费者”需要正确的理论，在我们的环境中被证明有效的理论，也需要好的理论传播者——从事管理教育的教师。由于和理论、教师之间的关系，管理研究将对我们的管理实践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个影响常常并不显得那么一目了然。

　　中国企业环境和西方理论产生的稳定环境有很大差别。徐淑英写道，历史和制度使得中国的公司概念和西方概念差别很大，甚至连公司拥有确定的所有权和边界这样的公认假设也不一定成立。……很难详细说明公司的情况和确定它们的边界，公司的形式快速从一个变化到另一个，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政府对企业的影响截然不同。

　　在徐淑英看来，“尽管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地位不断上升，管理教育也高速发展，中国却是世界上被管理学者最少研究的地区之一。”实际上，她也承认，直到2000年夏天她到北京大学度过一年学术休假时，她才培养出对中国的研究兴趣。“我发现中国是一块巨大的智力拼图，几千块，甚至几百万块图片都不能拼出她的完整模样。”她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摩托罗拉教席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杰出访问教授与组织管理系系主任。

　　此前的7年她一直在香港科技大学，在那里她做出了自己最重要的管理研究贡献，赢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同：1996年－1999年间，她担任《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的主编；1997年当选管理学会院士（Fellow）；1997年关于雇佣关系的论文获得当年《管理学会学报》最佳论文奖。

　　对于学者来说，学术界的承认是一个方面，更为严格的指标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它表示研究结果对其他研究者产生了影响。在1993年至2003年的十年间，徐淑英是世界商业和经济学领域中前100位被引用最多的学者之一；在1981至2001年间，在世界管理学界，她被引用的次数排在第21位。

　　在香港期间，她就开始推动中国内地的管理研究。她是香港科技大学组织管理系创始主任，从1999年开始为国内年轻管理研究者举办“管理学研究方法研讨班”，迄今已举办6届。用一位年轻研究者的话说，这一项目“完善了年轻学人对管理学研究的认知”，帮助他们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超越仅仅停留于思辨层面的局限。徐淑英推崇严格的实证研究，认为通过案例归纳出来的管理需要进行严格的研究证明：“有一个审慎的抽样计划、恰当的数据收集程序、严格的数据分析和概括”。

　　在被问及对她影响最大的人时，徐淑英立刻说出两个名字，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时期的导师。之后，她还特意写email对此进一步解释，“实际上，从中学开始，我的老师是我的世界观和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塑造者。正因为如此，我也竭力成为学生们的好老师。”

　　现在，她的确被许多中国年轻管理学者视为“导师”（mentor）。在国内，她最著名的学生是知名领导力学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米其林领导艺术及人力资源管理捐赠教席教授忻榕，忻榕是徐淑英在加州大学Irvine分校时的博士生和后来长期的合作者。某种意义上，徐淑英可以被称为“老师的老师”。

　　徐淑英称1978年是中国的“一个新的重要管理时代的开端”，当时她刚刚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博士学位，距她离开中国已经20年。那个阶段她的主要研究发现是，在美国的背景多元化组织下，白人的反应比少数民族更为强烈，更不高兴，从而影响组织的绩效。这是一个”政治不正确”、反直觉的研究发现，在美国主流管理学界有着重大影响。

　　她回忆说，没有想到过1994年会回到香港做事，也没有想到过2000年之后会投注这么多时间在内地的工作。2000年到北京时她没有想到过会创立一个旨在为全球从事中国管理研究的学者提供思想和经验交流平台的学会，并出版一本国际学刊（《组织管理评论》）。在最近为《组织科学》中国特辑中撰写的介绍性文章中，她这段向西方学者解释的话显示她在连接我们与外部学术世界时承担的角色：我们的目标是扩展在经济快速发展、公司变革的环境中如何管理的知识，以及把现有知识扩展到中国情境下。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世界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兴趣，这让人想起1970－1980年代日本管理兴起的时代，当时研究者涌入日本试图发现新的理论来解释日本管理方法，除了“精益生产”（leanproduction）之外，大多数没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徐淑英提醒到，对中国管理的研究可能落入这样的困境：研究者带着西方管理理论来到企业，把它们强加给中国企业，对应地，中国企业表面上表现出足够多的相似性，证明西方管理理论是对的，甚至对理论有改进，但很少反驳理论。这种结果不是研究者的幸事，当然更不是企业管理者的幸事。

　　“新观念从来不是简单地被吸收；它们往往要被翻译：即根据当地环境和行动者的理解对其进行阐释、修改、变通和调整。”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理查德·斯科特从制度角度讨论中国企业管理时说。我们现在首先需要管理研究承担这样的责任，证明西方管理理论什么时候是有效的，什么时候需要修正，又该如何修正；然后逐渐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管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