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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纳睿成史贤龙

　　做企业主容易，有钱即可；做企业家很难，需要太多钱以外的东西。这本书，就是来探讨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企业家。

　　市面上到处是商界名家的传奇，奇怪的是，这些风云一时的企业，似乎也不能逃脱兴起—衰落—赞誉—批评的怪圈，如德隆帝国的兴起与覆灭，马云从声名鹊起到谤满天下。

　　如果对于过去30年企业大败局与企业家沉浮只是抱着赞成与反对的态度，或者仅仅从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的方法论角度总结，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放宽、放长视界去看企业这个经济形态及企业家这个群体。

　　放宽到哪里？放长到何处？

　　放在中国历史的长度看，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转型去看。

　　中国不缺少商人，世界也不缺少，但是作为企业家，尤其是以职业经理人为核心的现代企业经营者的企业家，这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的产物，是一个新的“物种”。

　　中国也不缺少技术、发明、制造，但中国传统里就缺少企业这种社会组织形态，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企业是依附于创业者个人生命的生意工具，以一个品牌形式存在的现代企业，同样是资本主义进化的产物，也是一个新的“物件”。

　　这就是说，现代企业的概念，是指一个以品牌形式存在的自为生命体，它不依赖于创始人，也不依赖于股东，而是有自己基因、轨迹、能量的商业社团。维持、保障以这种状态发展的企业，不仅是人----创始人、股东、经理人，还有现代企业背后的制度环境，一个由商标、专利、金融、财务、法规等共同构筑的商法系统，以及更高的法制、文化、哲学等上层建筑。

　　企业家也不只是一个出钱的投资人，而必须是成功的经营者。可以这样说，经营能力是企业家的判断标准，而不是在企业中持股的比例，这同样是现代企业才创造的规则：那些以投资者任性作为，而不是科学理性经营的企业，都迟早被自由竞争的市场所淘汰。

　　从上述视角再看中国过去30年的商业复苏历程，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商业各种乱象的本源所在：企业与企业家都只是“名”，还没有完成西方社会已经做出样板的进化，从体制的进化到思想的进化都没有完成，尤其是思想的进化、观念体系的进化。

　　西方现代企业与企业家系统的诞生，并非仅仅一部生意的历史，商业思想的研究也脉络清晰，并且可以说，是商业思想奠定了现代企业形态。

　　关于企业与企业家的里程碑思想有两个：1937年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1910年--)的《企业的性质》；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1767～1832）。

　　1937年科斯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从产权、交易成本的角度定义了企业，被成为“科斯定理”的思想，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奠基石：“要利用法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消除这些成本。根据这种思路，而不是首先追求有效地分配法定权利，立法者更倾向于通过促进这种交易而取得效率。旨在通过鼓励人们达成涉及法定权利交换的私人协议而避免诉讼的法律程序是很多的。”

　　这段话成为制度经济学的的出发点，也为现代企业这种组织形态找到了一个法律的、社会的存在理由。

　　显然，中国商业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法律、行政权力不是在降低交易成本，而是在设计各种精巧的寻租机会，这使得作为“市场机制失灵”的垄断----行政机构的、垄断组织的，总是在“关键时刻”（如流动性紧张等）充当中国民营企业的救世主，如中粮接盘蒙牛、中投（通过旗下子公司建银）控股绿城，其实仅仅因为这些“体制内”的企业能够获得“主流资金的偏爱”，无论是直接融资或是间接融资。

　　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国进民退，官商、民商包括衙商（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公开地经营企业），中国商业社会始终纠结在与权力及其各种寻租行为的复杂关系之中，这是中国企业之难。

　　企业形态决定企业家形态，中国商业社会的企业家同样与自由市场，尤其是商业非政府化条件下的企业家差别巨大，以至于在中国的“韦尔奇热”中，中国企业家曾不无傲慢地认为，韦尔奇并不适合中国企业。

　　企业家这个概念的奠基石，既不是德鲁克，也不是熊彼特，而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1767～1832）。

　　萨伊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在斯密《国富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企业家是国富民强本源的关键思想。熊彼特引用的“entrepreneur”一词，正是由萨伊首创。萨伊是第一个将企业家（entrepreneur）作为与土地、劳动、资本并列的第四个生产要素。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即从事组织、管理并承担经营风险的特定人群的精神，也由此奠基。

　　中国只是在进入21世纪的最近10年，经过风险资本大举鼓吹，创业家、企业家的精神及价值才逐步得到重视，但是，中国企业家绝不限于被风投关照的那一小部分人，中国还有庞大的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他们同样面临企业主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需求。

　　因此，如何认识作为经营对象的企业，如何让自己从企业主、投资人、职业人进入企业家的角色状态，这不是仅仅阅读企业家传记、尤其是中国过去30年企业家创业史，就可以自动产生。

　　需要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企业、企业家做出科学的研究。

　　这种研究不完全是西方企业、企业家概念的照搬移植，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企业的背后是体制，是政治、文化、经济、产业等交织形成的体制及上层建筑，西方式企业在中国未必有存活的土壤。

　　我们的研究也不是中国式政商经济学，即以处理各种关系为导向的企业关系经营学，如以冯仑为代表的企业管理智慧，或曾仕强的所谓中国式管理。

　　这是一次观念的冒险。

　　我们试图构建一个各种规模企业都可以适用的企业经营模型，因为企业的形态还是有相同的基础共性。在这个模型里，企业的经营要素、企业家智慧、企业品牌的创建与转移、企业价值等核心经营问题，都能得到一个逻辑的现实的解答。

　　这个模型的主要价值是授人以渔，尽管在阐述这个模型的过程中，融入了我们对于中国企业成败生灭规律的研究与思考。

　　为了方便记忆，我们我们发明的一个新词：企商，完整的名称是“企业商数模型”（CorporateQuotientModel），简称“企商”（CQ）。

　　使用“Corporate”作为“企业”的英文，就是指这里的企业，不仅包括商业组织，也包括各种机构，如NGO（非盈利性组织）、协会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法人组织（下同）。

　　企业商数（以下简称企商，CQ），就是因为这类经济组织都面临相同的战略与管理问题，即我们总结的企商九维：成功运营组织必须具备的九项思维商数。

　　我们将这九维以一个房屋的模型表示，因为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家庭。企业的企字，从构图角度看，正是一个屋顶下住着一群人；从拆字角度看，人止为企，即是指能留下人的地方，就是一个企业。

　　企商模式，就是你搭建自己企业的一个简明的思维模型。

　　企商模式是构建企业的方法，让任何一个创办、经营、管理企业的人，开始用完整、系统、逻辑的思维模型，去推动企业的诞生、成长，并且做大、做强、做久。

　　企商修炼，是一条从做“企业”通向做“企业家”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