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锡培的博客复制网址 | 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当时的电缆行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的天下，他们往往只面对大客户，对很多小客户不屑一顾，我就紧紧抓住这一部分消费者，努力为他们服务。当时的大厂家老爷作风严重，往往等着客户上门提货，我就采取“设点经营”的战略，把销售部门放到了大型建筑工地等市场的最前沿。机会就这样来了。                                            　———蒋锡培

　　■口述人：蒋锡培

　　江苏宜兴人，1963年生。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中共十六大代表。他创办的远东四次改制，被理论界称为典范：从温州模式到苏南温式，从股份制企业到混合所有制，再到民营控股集团。自1990年创立起，远东在他的领导下，保持了年均40%以上的发展速度，现已发展成为以电线电缆、医药、房地产、投资为核心业务的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其中电缆业务产销连续9年位居全行业第一。2002年，蒋锡培成为中共党代会历史上第一个纯粹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参会的党代表。

　　从远东戴“红帽子”变身乡镇集体企业，到摘“红帽子”搞股份制，接着与国企合作，戴回“红帽子”搞混合所有制，最后又回归民营控股集团，这一改制历程，实际是过去20多年来中国企业改革进程中出现过四次浪潮：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也是民营企业在过去30年来生存之道的一个缩影。

　　蒋锡培在需要政府支持的时候，公司成为了一个乡镇企业，需要国有企业帮助开拓领域的时候，就得到了国有企业的支持，当羽翼丰满时，又变成了民营公司。有人说蒋是一个很善于和制度做游戏的人，这是在钻政府的空子。

　　蒋锡培说，当时也没有想到戴与不戴“红帽子”的问题，只是想尽快地让企业走向腾飞之路。什么样的机制体制，适合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我们就应该去积极适应，这样的环境和机制，我们应该顺应这样一个时代，而且去审时度势做好自己的事业。

　　他否认自己在建立与政府良好关系的过程中存在某种交易的倾向。“政府和民营企业不是对立的，良好的合作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当蒋锡培成为十六大党代表时，他对政府心存感激：“我们从夹缝中生存到披衣戴帽，到走到政治舞台前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府给了我环境，我给政府更多回报。”

　　落榜后以修钟表起家

　　不到一年就赚了五万，但后来做钟表发条，把原先赚的二三十万元赔了之后，还亏了五六十万

　　我的事业是从修钟表开始的。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挣5万元，娶一个贤惠的媳妇，让父母和家人过上好的日子，没想到这个理想很快就实现了。

　　1981年，高考落榜后，我追随二哥到杭州学习钟表修理。我在百货公司门口，租一个店面，不到一年就赚了五万。当时浙江的宁波、温州有很多家庭小作坊，我受到了启发，加上有几个朋友在浙江的厂里当高管，自己也想搞点个体经营，1985年就回到了老家宜兴。

　　刚开始想跑运输，这个简单，买个车子，招个驾驶员，找个妇女卖票就可以了。但当时买车很困难，没有一两年是买不到的，第二驾驶员也不好找，当时会开车的人少，这个职业是很热门的。后来想做模具工厂，这个比较现代化，但那个时候要买进口的切割设备、做模具的装备，也不是这么简单，另外宜兴这里没有相应的配套企业。真正后来想到做手表零部件是第三个商业规划。这个行业我毕竟熟。

　　那时我们家的房子够大，兄弟之间都有几间楼房，就搞了家庭作坊，没有找政府，也就是“温州模式”。那时候政府也没什么帮助，不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我没有要地，也没有要钱，当然也不能跟他（政府）要。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当时的状态也就是“自生自灭”。有条件的你就办，政府也就是口头上支持你，也不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银行贷款也好，税收规费也好，用电用水也不会给什么优惠政策。

　　刚开始我们做电风扇里的定时器，对产品的要求相对没有那么精密，定时器定一个小时，开了一小时零五分钟也没有关系。后来做钟表发条，把原先赚的二三十万元赔了之后，还亏了五六十万。
　　亏本的原因，一是我们的产品质量。钟表发条是非常精密的零部件，要求非常之高。这些用户基本都是国有企业，我是私有企业，在他们需求大，找不到配套产品的时候，好不容易才和他们建立联系。一开始我们做得还可以，后来产品质量不好，人家就退货，业务关系就中断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前道供应商出了问题，把二等质量的原材料给了我们，我们不可能经过简单加工之后改变其内在的质量。这个主要是本来原材料紧张，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当时我们也缺乏相应的全面的检测仪器。

　　转行卖电缆迅速蹿红

　　当时整个江浙一带俨然一个大工地，电缆市场供不应求，国企对很多小客户不屑一顾，我就紧紧抓住这一部分消费者

　　前一次办厂赔得精光，偶然地听到大哥提供的一个信息，马上又找到几个朋友一道做起了电缆经销部，把浙江、安徽、江苏的产品拿到上海去卖，是非常好的了。

　　为什么好？1988年时产品是供不应求的，后来就需要上门推销了。当时卖电缆，一般都是通过机电公司、五交化公司等中介，把商品卖给用户，不是厂家直接和用户见面，而都要通过这个环节。我们发现这就隔了一层，中间价格就加了20%—30%，甚至35%.

　　他们都是国有企业，要有复杂的审批和一定路子，才帮你卖。尽管我们给出了很好的条件，销售完后才给钱，不销完不给钱，它（机电公司）完全没有风险，但它不愿意。后来我们觉得，与其你不理不睬，不愿意销售我们的产品，就在一气之下，在它的隔壁，专卖电缆产品。结果我们生意特别好。当时我们也通过报纸、电视宣传，服务也做得特别好。这一点做得比较超前。两年就赚回了上百万。

　　1990年，新来的乡党委书记来到宜兴范道，希望改变贫困的面貌。当时我们范道一直是无锡市的财政薄弱乡镇，教师、机关干部的工资都是拖欠的。新党委书记就找到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希望他们到家乡来创办企业，我也是被看中的一个。

　　乡里新开了一个所谓范道民营经济开发区，其实里面就是20亩土地，然后给我们3.3亩，1600元一亩。当年我27岁，自筹资金180万元，带着20多个人就来创业了，办了宜兴市范道电工塑料厂，这个可以说是远东控股的前身。

　　当时的电缆行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的天下，他们往往只面对大客户，对很多小客户不屑一顾，我就紧紧抓住这一部分消费者，努力为他们服务。当时大厂家老爷作风严重，往往等着客户上门提货，我就采取“设点经营”的战略，把销售部门放到了大型建筑工地等市场的最前沿。机会就这样来了。

　　当时整个江浙一带俨然一个大工地，都在开发，电缆市场供不应求。我们生产的“万能达”牌民用电线迅速在市场上蹿红，成立当年即实现销售收入462万元，第二年达到1800多万元。

　　“变脸”成了乡镇企业

　　戴上“红帽子”，从银行贷款、职工福利，到税收，都可以得到政策支持，代价就是要丢掉辛辛苦苦积累的500多万元资产

　　然而第一年公司只有20%产品是自己生产的，其余则靠订购其他厂家产品来补足。为了求得资金以扩大生产，我抱着一大堆甲鱼、鲑鱼去拜访一位银行行长，告诉行长自己有多得不得了的定单，银行资金投进去一定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但是行长也很无奈：“小蒋啊，不是我不支持你，国家的政策我不能违背啊。”

　　当时江苏是以集体经济为重点发展方向的，跟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浙江有很大不同，也就是所谓的“苏南模式”，我在当时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于是我就找乡党委书记帮我跑贷款，他则劝我改制。

　　乡党委书记动员我，做我思想工作：你是可以做一些事情，但环境太差了，还不如改为乡镇企业。当时还口头承诺，改制后，厂还是你们去管，乡里面不会过多插手。

　　但实际上，变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企业经营和产权两码事。家里人最初很反对，有想法。他们的观点是生意能做多大就做多大，也不要搞得太大；没必要改成集体制，改了之后就由不得你了。

　　我明白，戴上“红帽子”，就可以从银行贷款、职工福利，到税收，都可以得到政策支持，代价就是要丢掉辛辛苦苦积累的500多万元资产。我认为，从某种程度，我们的领导也是从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的，我也是基于既然做企业，也希望企业发展得快一些，就接受了乡政府的建议，把远东从民营体制改为乡办企业。

　　把企业白送出去之后，在集体企业挂牌后不久，我就被任命为乡长助理，并入了党。此后，就拿了第一笔贷款20万，第二年又贷款到了100万。第三年，又有495万美金贷款。后来企业要扩建，政府也帮忙做工作，让隔壁两家工厂搬迁。

另一个好处就是招聘人才，用乡政府的下属企业的名义去招聘大学生，相对好一些。第一个招聘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大学生。

这样，企业发展马上突破了瓶颈。到1994年，销售额达到了1.5亿，资产比“戴帽”前增长了10倍。

　　股改后企业全面起飞

　　虽然进行了改制，但不能公开说，因为“苏南模式”还是全国学习的榜样，直到十五大召开之后才向外界公开

　　苏南模式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是这种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如权责不分、产权不明晰等等，久而久之，企业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活力。当时我没有把厂当成集体企业来办，还是认真对待，企业效益每年都有增长。但在其它企业，集体企业的弊端就非常明显，效益急剧下滑。

　　1994年，受国家信贷计划的严格控制，许多企业开始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但效益不好，难以及时偿还，还引发了群体事件。我们宜兴的乡镇企业起步晚，基础差，规模小，抵抗风险的能力低，乡镇企业的种种毛病在我们这儿较早地体现出来，我们当时的领导也最早作出了反应，认识到这是产权不明晰，激励机制不完善造成的，就想到了改制，搞股份制。我也第一个接受了乡领导的建议，1995年又改成股份合作制企业。

　　当时选择股份合作制，主要这似乎还有点“集体企业”的影子，比较“安全”，上级领导的“关”好过，下层的“思想”也相对容易疏通。

　　入股计划并不顺利，当时先是组织发动党员干部、乡领导带头参股，有的五千，有的一万。但是你越是发动，他越搞不清楚，不敢投（钱），他们怕自己的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就把这几年办企业所得的奖金加上自己的积蓄共600万元，全部买了公司的股份。最终公司募集到1350万元的内部职工股和100万元的集体股。到年底，分红方案出来了。当年的回报率高达130%，没有买公司股票的人则后悔不已。1996年公司内部员工股猛增到4500万元。

　　这样，远东成功地过渡到了股份制企业，在经济上保持利益，在政治上，及时地避免了民营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可能有的纠葛。通过改制，远东进入了全面起飞的阶段，公司先后引进了芬兰、美国、德国等国际及国内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100多台套，进行技改扩能，使高附加值的产品在整个销售中的比例迅速增长，形成了年产25万公里电缆的产能，产销8亿元。

　　虽然进行了改制，但不能公开说，对外还是说集体企业。因为“苏南模式”还是全国学习的榜样。后来我听宜兴的领导说，省里还派过几个调查组到宜兴，调查集体资产是否流失，是否还在坚持集体经济为主。当时还有人提出，“把集体经济都改掉了，还是社会主义吗？”
　　改制当年，我还被宜兴市委任命为范道乡党委副书记。在1996年11月，我们还被农业部评为“全国乡镇企业集团”。直到两年后，也就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后，我们宜兴才向外界公布了这些年来改制的事实。

　　攀亲国企成电缆大王

　　四家电力企业开出前提条件，远东必须放弃控股，但混合所有制让我们一举从行业的挑战者成为领先者

　　“红帽子”摘了之后，企业发展很快，销售额突破了4亿元人民币，但也有潜在的危机：竞争的加剧，市场争夺变得更为残酷，电缆行业的入门门槛越来越低，导致整个行业的利润大幅下滑等等。

　　1996年夏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国家的电网建设相对滞后，而且这一矛盾正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城镇和农村的进一步发展，电网建设将成为国家下一个关注重点。可是国家的电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众多国有企业垄断着，我们想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是很难的。

　　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几个大的国有电力企业引进来做股东，这样就可以进入这一市场。当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国有大中型企业战略改革政策，并开始鼓励民间和民营资本进入。与国企联合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增加国企资产活力，充分利用国企优势，更有助于自身壮大。

　　我们在国家电力系统的重点企业寻求合作伙伴，终于和中国华能集团、中国华电电站装备工程总公司、国家电网建设有限公司、江苏电力公司四家国企达成了合作意向。在无数次谈判之后，对方开出了前提条件———远东必须放弃控股。

　　好不容易重新做了企业主人，又要让别人来当老大？我有些犯难，更造成其他股东和员工的一致反对。当时我们内部认为，我们现在很好，我们一年几乎是成倍增长，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高，效益也非常不错。如果我们自己这样干，我们钱不会少赚，没有必要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哪一天说不定突然有一个事情，把我免了怎么办？

　　我非常自信，知道这个企业现在离不开我，而且相信我是做好这个企业最佳的人选。如果国企老板把我免了，90%的责任是我的，我肯定不怪他们，因为你蒋锡培不称职。我想绝不是感情的问题，它一定是原则的问题，你违反了做事做人的原则了，你得让位了，你得下台了。

　　1997年4月，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新远东总股本1.02亿元，四大国企占股68%，我们只占25%，集体占7%.华能一位司局级干部成为公司的董事长，我则担任新远东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混合所有制让我们一举从行业的挑战者成为领先者，我也得到了“电缆大王”的称号。新远东的销售更是连创历史新高，连续保持了35%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中国电缆市场出现普遍低迷、价格下浮近1/3的1998年，远东仍然实现了稳步增长。从1997年到2001年，我们远东集团获得了更多的市场资本：政策的支持和市场份额的绝对优势，与国家电力大企业的合作也为远东的未来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1.4亿元赎身重返民企

　　刚好国家要求电、网分开，电力公司只能做电力项目，远东分离工作实际上契合了国家电力改革的精神

　　但在随后几年，中国电缆企业已经达到了6000家，混乱的竞争导致价格和行业利润率不断下降。有专家预计，未来五至十年内，将会有50%以上的电缆企业消失；而通过兼并与收购，大型的电缆集团将会在市场上称雄。在市场环境的压力下，远东必须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新产业又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

　　2001年，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新材料、生物制药等行业异军突起，我看到了这些新领域的美好前景和未来，却因为自己所持股份的限制而无法获得董事会的支持。

　　在过去的5年里，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现在出现了分歧，大家都在理智地寻求解决办法。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们觉得分开会更有利于大家的发展。于是大家就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进行新远东的分离。

　　正在这时，国家新的电力改革方案出台，要求电、网分开，电力公司只能做电力项目。这意味着正在进行的远东分离工作，实际上契合了国家电力改革的精神。

　　最后双方友好分手，远东从华能等四家公司手中购回68%的股份，而四家公司除拿回投入的7000多万元本金后，还得到了7000万元的回报。
　　这次我敢于“脱帽”，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现在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好了，没有其他因素参与了，人们对民营企业不另眼相看了；二是国内电力公司自身开始改革，其综合产业与电力主业要分开，这将影响市场配置；三是市场招投标机制日益健全了，四大国企不可能放弃原则给我们市场，大家开始在一个公平的市场上竞争了。

　　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

　　2002年，我作为首位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这个历史性突破被解读为“民营企业的春天来了”

　　回想远东发展的18年，民营企业真是不容易，即使有时还戴着“红帽子”。就拿办工商登记来说，最初申报的企业名称是无锡苏南电缆有限公司，但工商局那个经办主管说，苏南比无锡大，怎么能排在无锡后面呢？这就没有通过，于是就另外起了无锡市远东电缆厂。当时叫远东，就是觉得大气，没什么特别的涵义。

　　到了1997年，和四家国企合作时，最初想在国家工商总局申报注册，叫中国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最终没通过，原因就是一个，国家工商总局的干部说“远东”有殖民色彩。最后没办法，只能回到江苏注册，叫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起一个公司的名字就费了这么多劲。民营企业办一件事情是很难的，人家一天可以办成的事情，你两个月也批不下来。你说它阻不阻碍生产力发展？实际上工商登记名称可以备案制，无须审批制，不要违反法律，名称不侵权。就像网上注册，你政府干预得了吗？干预不了。我想注册就注册，不受你政府控制。实际上我们公司的名字只是符号而已。

　　但我也很幸运，民营企业越来越受到重视，2002年，我作为首位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这个历史性突破被解读为“民营企业的春天来了”。

　　2002年6月3日，在中共江苏省代表大会上，宣布我当选十六大代表时，我非常激动，都站起来了。因为所有的候选人都非常优秀，何况我是一个民营企业家，那个时候得到了这么高的认可。而且我知道十六大代表意味着什么，我真的是情不自禁。财富的增加，财富的积累，当然是一种认可，但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因为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它需要得到更多的更广泛的认可，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组织，党的组织。

　　十六大报告里讲得非常好，民营经济已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这对全国的民营企业家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创造了非常宽松的体制环境，我深切感受到民营企业发展的春天到来了。

　　过去对私营企业的各种歧视也正在消除。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第一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红头文件”。被私营企业主亲切称为“非公经济36条”的这部“若干意见”，指导思想是“对非公有制企业和其它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

　　经过18年的发展和努力，如今远东已发展成为以电线电缆、医药、房地产、投资为核心业务的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目前员工5600余名，资产51亿元，年销售收入超百亿元，成为中国线缆行业当之无愧的品牌先锋。“远东”品牌以56.33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居2007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排行榜第25位，并以其在中国电线电缆的知名度、美誉度，成为“中国驰名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