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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汇率改革后，出现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中国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吗？

　　郑友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综合地看，开放资本市场对中国来讲，是有绝对的好处的，因为一个国家的资源流动都是靠资本来推动的。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处于一个缺乏资本的状态，整个经济不可能非常活跃。但是，放开资本市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美国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过去２０年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确实是在利用这些优势在打压一些国家。８５年，美国和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内企业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此后日本央行采取了低利率的政策，希望减轻日元再次升值的压力，可大量日本企业转而投资国内股市和楼市，最终产生大量泡沫，导致经济持续低迷至今。但是，日本的市场是封闭式的，从本质上讲，是由它本身的制度缺陷造成的。这对日本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日本还是接受了考验。日元的升值对实业的影响非常大，但是日本的产品并没有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日本经济主要依靠制造业、贸易网络、品牌建设，特别是产品的质量控制，从８５年到现在，他没有出现过贸易赤字。

　　但是，反过来讲，在中国人民币在逐渐升值的过程中，对某些行业还是很有好处的，像旅游、航空。但是一些进行代工的企业就受不了。中国是低附加值的代工，不像日本产品一般的企业没有能力替代，出口贸易中的谈判能力不强。所以，人民币升值受影响最大还是那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代工行业。但这个从宏观经济上来讲，是结构性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进行代工的企业赚取了暴利，现在这个调整带来的结果也是这些企业必须付出的代价。

　　价值中国：反过来讲，这其实是个更长期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竞争力实际上还是人才的问题。

　　郑友林：是的。从长远的竞争力的角度来讲，我是很欣赏浙江的。浙江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链的优势。而珠三角都是转移过来的产业作代工，而这个代工是残酷剥削农民工，从而获得高额利润。现在的宏观政策，应该对这种现象进行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虽然他们也在整合资源，但是出于纯粹个人的利益，不考虑环境，对教育、人才是非常不重视的。所以，他们就必须要交学费，这个学费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比较激烈的政策调整。虽然这样的企业会赚钱，但是对社会的危害很大。这样去评价一个政策调整的中长期和短期影响，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浙江模式它强调制度创新。相对而言，珠三角的制度创新是很落后的，大多数制造企业的制度创新没有进步，随意受到打击是必然的。相对于人才这个看得到的东西，制度创新则是看不见的。所以我认为企业的制度创新和升级和他的企业实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价值中国：你提到过企业日后对人才的吸引主要来自于股票、期权和培训，实际上一个是物质方面的激励，一个是所谓人才培养方面的激励。

　　郑友林：在人才的激励制度上，资本市场的因素是个动态的东西，而且是个很重要的变量。怎么把它放到我们分析的框架中去，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技术性的因素，比如老板跟员工的关系应该怎么治理。这里要考虑到资本市场给员工的回报。而许多老板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非常片面，很消极。我认为真正高明的老板对员工的回报并不是现金的回报。而且，民营企业的现金来源是很少的，因为给员工的多了，企业用于周转的就少了。这一点上，企业依靠外部资源做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企业应该通过股权激励。这在美国已经早已是一个定式了。这里面有一个认识上的东西，怎么来认识员工所起到的作用，怎么通过股权来激励员工，怎么让员工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甚至是分享股权、红利等等，这些都应该有一个理性上的认识。这种理性的认识要是能建立起来的话，相关的制度创新应该是能够解决的。

　　价值中国：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其实比美国人还要强。

　　郑友林：现在中国的创业欲望很强，但是制度创新能力还不够。我觉得这就涉及到一个企业家学习环境的问题。最近我研究了美国的培训体制，美国有许多培训的机构，实际上相对于收入水平，他们的培训收费比中国要低，而中国是很畸形的。另外，培训的内容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是否有使用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更多的是文凭的激励作用，创新性确实不够。这也体现出中国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非常不够。民间的东西非常极端，要快速赚钱；要么就是不能形成规模，不能形成社会认同。

　　但是虽然企业家需要很多东西，但是不能说社会没有提供，只是供给方太少。现在看起来很多，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或者成本太高。说到底，无论是中国的培训机构还是学校，对企业家真正的需求不了解。从信息的角度来讲，信息存在一个真空，这对于价值中国来讲，也是一个机会，我们要去了解企业家真正需要什么东西。

　　价值中国：这一块我们也在尝试，但是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所谓咨询的长尾的部分，因为一个咨询公司的成本其实还是很高，还有和企业需求方的对接，还是需要大量的交易成本。其实应该把一些需求低成本化的，通过网络的方式，大家互动起来。然后，每一个单比的交易应该非常低。

　　郑友林：是的。所以现在应该把网络公司的优势发挥出来。网络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然后通过批发的形式，卖给市场的需求者。在中国，最需要服务的是企业家。中国40年的时间，经历了外国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国企业家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但是现在可以开发的企业其实是中间企业——既不是低附加值的低端企业，也不是垄断性的企业，而是做到一定规模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既有一定支付能力，也有强烈的学习需求。在我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一般企业销售额做到3个亿的企业，他们的学习欲望非常强。因为只要稍微努一把力，企业可能就发展上去了；要是松懈一下，企业很可能就会吃掉。

　　价值中国：企业的建设过程中，制脑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在短期上，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郑友林：我认为最关键还是制度建设的问题。中国有句俗话是人往高处走，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是有一个自我定位的。这个自我定位是一种无形的比较。有的人是一种理性的比较，有的是一种感性的比较。其实在这背后，都是制度性的东西在起作用。所以，一个企业要吸引人才，必须要完善战略，这需要很多综合因素。包括怎么挑选人才，怎么培养人才，怎么为人才设立报酬，怎样管理等等，甚至对人才的中长期发展作一个规划等等。把这些东西完善之后，人自然就过来了。或者企业零打碎敲的看别的企业怎么做，就模仿过来，这也是不行的。

　　其实，在这方面，不仅中国的企业有这方面的压力，美国企业也有这方面的压力。就像李开复从微软进入google,，他就是更认可google的创新精神。微软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优秀企业了，但是还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明制度需要不断的优化。企业家在这一点上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人才的流动性必须充分的考虑。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涉及到动态的制度优化。如果没有制度的前提条件，更谈不上优化。所以，要首先建立制度。

　　价值中国：对于价值中国，你认为哪些方面对你而言是比较深刻的？制脑权对价值中国，你认为具体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应用？

　　郑友林：我认为价值中国应该接受传统行业的一些教训，在制度上进一步进行一些优化。价值中国在国内企业中，在这方面是走得比较靠前的。因为国内一些企业是在做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去做这件事，而价值中国是在一开始就在做这件事。在制度贯彻上是比较坚定的。

　　同时正是因为走在最前面，所以还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关注价值中国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价值中国的作者当中确实也有很多的高手在配合管理层在做这件事情。这个世界非常现实，很多人觉得我做一项工作必须要拿报酬。但大家把对现实的利益追求当作对价值中国的一个未来的预期。而这是基于价值中国的专业性和不断创新。归纳起来第一，就是在互联网的行业中，创新的空间很大；第二，实名制是很有生命力的；第三，公司和所有的博客进行平等的合作，这种定位实际上就是一种扁平化。因为信息做一个很好的分类之后，就是财富。现在他还没有被大家充分地认识到，并不意味着它不是财富。再往后走两三年，比较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在价值中国写博客，必须要有能够代表自己学识的具体形象或者是人格，从而建立一种信用。这就需要自律和责任。

　　现在价值中国无论是管理团队、工作人员还是专家作者，应用的好，他们就是资源，应用不好就是负担。因为人才不是死的资产，而是活的东西。所以，怎样把员工的潜力激发出来，这也是对企业家的一个考验。价值中国的制度优化应该还是有潜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