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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理财讲师、投融资培训师张雪奎先生（13602758072），是投融资界富有传奇色彩的成功人士，致力于各种投资理财人才培训，证券股票的投资研究，著有《K线战术》、《股市谚语精解》等书。“投资先育人”“心理培训第一，技术培训第二”是他的培训宗旨。欢迎企业培训机构咨询、订制张雪奎老师各种课程。

创业不要期望有奇迹发生

    信中利投资集团董事长汪潮涌创业简史

    寸土寸金的国贸写字楼。装饰考究的信中利投资集团。送走又一批客户后，汪潮涌微笑着走过来与记者招呼。简练、明朗、职业，一切都与周围环境--包括总裁办公室的简明风格协调，透出华尔街的职业做派。

    15岁上大学，20岁赴美留学，22岁进入华尔街投资银行，28岁成为摩根·士丹利北京首席代表，年收入百万美金——汪潮涌的人生经历顺利得很让人嫉妒。但他却毅然辞职，创办信中利投资公司，自己当起了老板。“我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都是站在同辈人的前列，当新经济到来时，我想自己应该站在同辈人的最前列。”汪潮涌这样为他的精彩人生经历作出诠释。

    从大别山走向华尔街—汪潮涌坦称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标

    1965年，汪潮涌出生在大别山脚下的湖北蕲春。在那个疯狂的文革时代，汪的父母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他们只好把不满两岁的汪潮涌寄养在小山村里的叔父家中。

    “1岁到13岁的时候，我最大的理想是当农村的赤脚医生，因为我的养父是一个在当地非常有名的赤脚医生，而且他会武功，会骨科，还会自己种草药、采草药和煎草药。我觉得当医生特别好，尤其是那些村民胳臂断了、腿折了，你能用自己的医术数他们恢复劳动能力，很奇妙的感觉，这就是我当时的志向。到了13岁的时候，中国开始高考了，我的哥哥姐姐们都考上大学了，我就开始考虑将来也当大学生。而且当时考大学是我唯一跳出山村的唯一的机会。父母把我送给当地农民的时候，我的养父母怕我将来走了，把我的户口迁到农村去了，就要跳龙门，要高考，我们那里高考命中率是很高的，经过两年的复习，就以不错的成绩考出来了，15岁进了大学。”

    1980年，汪潮涌凭着他的勤奋努力和聪颖的天资，考上了华中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成为小山村远近闻名的“娃娃大学生”。“1980年的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很多的书，像江梓荣《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对我们年轻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我最大影响的是一篇报告文学，宝钢决策不慎，使得宝钢多花了几十亿国家的资金。比如说选址很不好，泥土冲积平原，为了建一个基地，给地底下打了几十万的钢管，那个地方没有深水港，宝钢的铁矿石要从澳大利亚进口，从宁波一个小船运到宝钢那个小的码头，又增加了很多的成本。当时我就在思索，那时候，80年、81年的大学生，都想当科学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作为科学家，发明创造价值是有限的嘛，可是作为一个厂长、经理，有很大的决策权，而且稍微不慎，就把国家几十亿的资金浪费掉了，是多少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创造的价值。所以这样就学习了管理专业。”

    在宁静优美的华工校园读书学习成了汪潮涌四年中最幸福的事。“学完了本科，觉得不够，就考了清华上研究生，成为清华经管学院建院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这时候给自己确立了不同的目标了，开始对金融感兴趣了，科学技术、法律、外语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走进清华园，汪潮涌仿佛踏上一片新大陆。在这座著名的学术殿堂里，名家荟萃，大师云集。时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是以擅长解决各种经济难题而闻名的朱镕基，他强调培养和引进复合型人才，认为国内的引进工作经常是懂技术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金融，缺少复合型人才。去美国考察的朱镕基巧遇新泽西州州立大学的校长，带回来一个奖学金的名额，而这个机会幸运地落在了汪潮涌的头上。

    20岁的汪潮涌怀揣30元美金，拎着一只寒酸的箱子在美国落了脚。留学之后，他知道他的目标又要进行调整了。他把目光投向了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漫步华尔街，看着趾高气扬精神抖擞的美国银行家擦肩而过，汪潮涌发出了又一个誓言：有一天，一定要跻身于他们当中。

    要进入华尔街决非易事。在美国，不同行业之间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同一个商学院毕业的MBA，一个进入制造业，一个进入投资银行业，5年后，二者收入可能相差5到10倍。因此，各商学院的毕业生打破脑袋都想挤进华尔街。1987年，年仅22岁的王潮涌经过十几轮严格面试，终于进入大通曼哈顿银行，从此迈进了华尔街，在大通银行纽约总部从事不动产融资证券化工作。

    在华尔街取得成功的中国人

    1989年，汪潮涌在大通银行成功地进行了房地贷款抵押证券化工作，所进行的资产抵押债券获得债信评级机构的最高级别，大大降低了债券的利息即隔资成本。后来这一创新概念延伸进美国许多金融资产领域，如企业的应收账款、信用卡余额等。1990年，国际两大权威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评级公司通过猎头公司把汪猎归门下，担任纽约结构融资债券部副主任。他成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位标准普尔高级职员。当时，他才25岁。

    90年代初，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铁板一块的金融证券市场开始对外开放。世界各大投资银行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其中便有著名的摩根·士丹利公司。摩根·士丹利公司拥有资产3200亿美元，是华尔街著名的投资银行。1993年，摩根·士丹利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急需具有广博的金融知识又兼具东方文化背景的人才开拓亚洲市场。汪潮涌进入摩根·士丹利的视线。他由纽约总部派往香港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任高级经理，负责中国公司股票融资业务。

    “在华尔街取得成功的中国人只有两类。一类是学语言出身而能说会道的，另一类是学理工出身而思维缜密的。”汪潮涌显然属于后一类。理工科的背景使得他不冲动行事，数理推理和模型范式是他思考的基础。1995年，因业绩突出，汪潮涌被提升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副总裁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这一年他刚刚30岁，成为华尔街上最年轻的驻外首席代表。

    在摩根·士丹利期间，汪潮涌所在的中国业务部共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境外融资６０多亿美元，包括参与我国财政部１０亿美元全球债券的发行工作。同时，他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作了大量工作，其中成功运作的范例包括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的中国首家民航企业--东方航空，中国首家在伦敦挂牌的电力企业大唐电力以及在海外上市的超额认购倍数达1260倍的“北京控股”。

    1995年，汪潮涌直接参与了由摩根·士丹利与中国建行共同组建的中国国际金融投资公司的组建工作。中金公司被人们称作是中国第一家较为完全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对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掌握自己的命运

    正当汪潮涌在事业渐入佳境，被摩根·士丹利总裁约翰·麦克暗示“前途无量”时，他却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原来，在华尔街12年的后几年，汪潮涌时常涌起回国创业的念头。“前六年就想好好地做一个金融的专业人员，把金融的知识和产品学到手。后六年，就觉得要把自己的经验、知识、技能和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而且要为进入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市场做一个桥梁，而且还要做一个称职的管理者。”

    “美国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国家，人们爱以收入论成败，目前国内一些人也是如此，比如一提到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有多少亿的财产，对其卓越的才能和学识却不甚了解。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应该从多个角度去看，如把自身价值只与金钱划上等号，那这个人的发展就很有限。”促使汪潮涌放弃高薪回国创业的原因是他不想要一个看得见的未来。“一个华尔街上大投资银行的海外公司总裁会享受很高的年薪之外，还包括诸如住五星级酒店、出入坐最豪华的汽车、一年两次欧美度假、外加十多万元的驻外补贴等等。而华尔街上的高级职员也许在４０岁时就退休，积累下几千万美元的个人财产是现实的。但是，华尔街是那些ＷＡＳＰ（即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移民的后裔）们的天下，像摩根·士丹利，７０年代以前甚至连犹太人都没有。就是现在，这些大公司里的黑人、少数民族族裔都还是很少的，而且地位不会太高。一个中国人在摩根·士丹利这样的跨国投资银行中，充其量也就是做到大中国区的负责人，以后的发展就很有限了。”

    汪潮涌的创业热情还有很大部分是来自同辈人的压力。“每个人的参照对象是不一样的，而我把杨致远、李泽楷、张朝阳、王志东这些人视作同辈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我都是站在同辈人的前列。当新经济到来时，我想，自己同样应站在排头兵的前列。”

    1997年10月，中国电信由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和美国的高盛公司为主承销商，在香港和美国上市，募集了42亿美元的股本。“这说明当前中国对投资银行业务具有极大需求。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念头：我应该回来创业。”

    同时亚洲金融危机也使汪潮涌进一步坚定了回国的信念。“从前人们以为只有制造业才有技术，其实金融业的技术更复杂，威力更大。被马哈蒂尔骂作‘强盗’的索罗斯，何以一个人就能摧枯拉朽，攻城略地，使一大片国家的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为这个‘强盗’掌握了一件‘核武器’--金融技术。金融危机展现出来的一切都在证明：金融技术的威力不亚于原子弹。原子弹是战争时期的核武器，金融技术是和平时期的核武器。我想：中国怎么能缺少这一种核武器呢？中国不能没有金融核武器。我国金融领域开放程度不高，隐患很多，随着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亟需加强抵御外来金融机构、国际游资攻击的能力。我们这些海外学子应该承担起为国家开发尖端的金融核武器的重任。”

    1998年，国家准备组建一家投资银行，汪潮涌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海外英才，欣然领命参与组建工作，后来这项计划因种种原因而改变，那些归国的人大部分又回去了，而他留了下来。“从摩根·士丹利辞职以后，我的目标是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能够创造很大财富的投资人。这就是我人生的一个不断的在调整和确定新目标的一个过程。”为此，汪潮涌在1999年5月在北京成立信中利投资咨询公司，出任公司总裁兼董事长，迈出了回国创业的坚实一步。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我不认识，而且永远也不会认识。”这是一部美国电影中男主人公的一句台词，在汪潮涌看来，这句话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遗憾，所以才有了投资银行家存在的必要性---在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充当中介。信中利定位在为国内中小民营高科技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这是根据市场需求，经过认真的可行性研究的，填补了国内一个空白。国内除了民生银行外，证券公司、大投资公司基本上是忽视这块需求的；而国外大投资银行由于成本等等原因也不做这种业务。在摩根·士丹利，1个亿美金以下的项目都是没兴趣做的。这是一个断层。”

    汪潮涌运作国际资本的优势尽现。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瞄向国际资本市场时，中国的企业家们面对窗外陌生的财富世界，无疑有着太多的困惑与茫然。而许多外国投资机构虽有投资中国的想法，但由于语言、文化、商业环境等背景的隔膜，总觉得进中国门槛有些高，需要有国际化运作能力的中介机构介入。“别看这些中国民营企业今天小模小样，未来他们可是新经济的中坚，而我仅仅凭着早入手就得以与他们为伍，做他们的顾问，这是我的幸运，以后的华尔街回归者怕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信中利创办不久，前来咨询和寻求合作的络绎不绝。信中利当时的业务，一是为企业提供融资、理财、并购等投资银行中介服务，二是进行项目投资。汪潮涌和信中利的理想在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倡导一种风险投资理念和金融服务意识，从而带动一大批有识之士投身此项事业，推动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刚从华尔街回国时，汪潮涌常常要煞费口舌地和企业家朋友们解释投资银行与银行的区别，什么是收购与兼并，企业为什么要IPO?如今，他们的对话已经上升到如何实施MBO（管理层并购）？如何设计ESPO（员工持股计划）？如何引进战略投资人等专业性题目。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探讨什么是现代化的金融意识。与民营企业打交道强调的是专业性服务，“灰色”的东西少，对“关系经济”不在行的汪潮涌来说也是一种“扬长避短”。“我们要在不规范的环境中去创造规范。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诚信问题，我们一直把诚信作为立业之本。”汪潮涌很认真地跟记者阐述信中利投资的理念。

    创业不要期望有奇迹发生

    “创业不要期望有奇迹发生，指望天上掉馅饼是不现实的。”归国创业5年后的今天，汪潮涌坐在北京顶级写字楼的办公室里这样对记者说。所有创业一开始都是艰难的。关于在国内创业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件事，汪潮涌说，“其实每件事情都是很难的，都是挑战。事过境迁，回过头来看，就觉得没什么。最难的事是做完第一个项目，客户不付钱；也有投完资的项目，创业者不好好做。”

    每一次融资对汪潮涌而言都是一种砺练。每一次都充满了智慧与技巧。为朗新高技术公司的融资是个经典的例子。朗新一开始是做电信行业系统集成的，其创始人徐长军、郑新标1996年脱离当时的电子工业部“下海”创办这家公司，到1999年时已有数亿元的年营业额。就在1999年初，他们开始关注LINUX---因孤军奋战打破了微软WINDOWS的一统天下而声名大噪的、基于开放式源代码的操作系统。1993年3月，比尔·盖茨在香港大力推介“维纳斯计划”，全中国都感到了WINDOWS的咄咄逼人，此时，朗新开始投入LINUX产品的开发，并成功推出TOMLINUX发行版。

    此时的朗新产生了国际化的需求---寻求国际投资人和战略合作伙伴。两位创始人找到了汪潮涌。1999年11月，汪潮涌和朗新的几位负责人来到远在万里之外的有20万人参加的国际计算机技术展示大会（Comdex）。而他们到这里来则是为了找一个人，Redhat（红帽）公司的董事长BobYoung。行前汪潮涌已经在网上查到，这位董事长将在Comdex上发表演讲。但这位董事长并不好见。在红帽的展位旁，红帽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董事长很忙，恐怕不能见你们。于是汪潮涌进到有董事长发表演讲的会场，结果发现那里有超过2000人的听众，几乎没有机会凑到BobYoung的跟前！

    汪潮涌急中生智，一等BobYoung演讲完毕，他就高举起手，要求提问。举了好几分钟，终于被点到。汪潮涌站起来问到：董事长先生，红帽在LINUX领域是非常成功的企业，请问目前是否有全球化的计划？如果有，请问对亚洲及中国市场有何考虑？我们是中国最大的LINUX公司，不知是否有与您合作的机会？一个刚刚上市两个月的企业的董事长对这样的问题很乐于回答，BobYoung立刻大讲了一通红帽对于全球化的设想，“要把LINUX开放式源代码的均享哲学推向全世界”，至于和中国的合作，“我们会下谈”。

    会后BobYoung走到一直等在一边的汪潮涌等人身旁，进行了一番友善的交谈，但对合作事宜似乎并未表示太大兴趣。汪潮涌说，希望到红帽公司本部作些考察。BobYoung彬彬有礼地说：欢迎。你们可以和总裁秘书联系。但我很忙，抱歉不能陪你们去。汪潮涌说：谢谢，我们自己去。当天晚上汪潮涌一行四人就上了飞机，连夜飞往红帽公司的总部。这个总部在一个很犄角旮旯的地方：北卡罗莱纳州一个名叫德汉姆的小镇。飞机清晨到达离德汉姆最近的一个机场，大家在机场洗了把脸，汪潮涌去买了一张地图-得找到德汉姆的方位。然后按图索骥，在早晨8：30终于到达了那个似乎立志隐居的公司总部。红帽的总裁秘书大为吃惊，因为这是他们这么多年来见到的第一批外国人。总裁也十分感动，立刻出来会见了这四位不辞劳苦的中国人，双方相谈甚欢，有关合作的事宜进展得十分顺利。两周之后，红帽的亚太区总裁就从澳大利亚飞到中国，与信中利和朗新进一步商谈合作细节。

    一年融资2亿美金

    汪潮涌说10多年华尔街工作经历在他身上的烙印已经浸到骨子里去了，没办法抹去。与摩根·士丹利相比，信中利是一个小公司，员工只有20来个人。然而汪潮涌的做派一点都没变。公司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是研究力量，2003年年末总结会，汇总产生了2000多页的研究报告，共分45篇，还有每周的市场行情分析。员工中有摩根的旧部，前中金的员工，还有国内外金融机构过来的，保证足够的多元化。

    在一年时间里，信中利公司为12家高科技企业募集资金2亿多美元；为20余家政府机构、金融机构、高科技企业担任投、融资咨询顾问；直接投资15家高科技企业，主要客户包括北大青鸟、中国家庭网、中华在线、瑞星科技等，同时，还运营企业孵化器业务。一年之后，汪潮涌将公司的主营业务加以扩大，在投资银行业务之外兼做风险投资和网络，并组建了中华资本网。“投资家总是在幕后的，一般不与媒体打交道。在摩根·士丹利的时候公司对我们甚至有这种要求。现在，我接触媒体，并不是业务的需要，更多的是一种传教的心情。”汪潮涌说。

    做中国的软银

    “真正的海龟是既在海外接受过教育，又在职场上经历过系统的砺练；在IT、教育、科研、金融、娱乐、文化、传媒等领域，这些海龟回来以后，通过创业，把经验、理念、产品等带回中国，提升了这些行业的整体水平，多多少少形成了行业的标准，在他们各自的领域推动行业的发展。”在回答记者关于海归创业群体对国内经济文化发展推动的表现时，汪潮涌这样阐述。很显然，汪潮涌在金融投资领域把国际金融投资的经验、理念、产品等带回到中国。

    信中利刚开业时，汪潮涌曾意气风发地向媒体宣布，自己要做中国每一家民营投资银行。“那只是我的一个理念，而我现在是有三个理念，除去投资银行业务，我现在还要做风险投资和网络”。随着业务的进展和竞争的加强，汪潮通逐渐修正了自己的理念，开始侧重于风险投资。“因为风险投资的回报更高、竞争性更强。” 从已有的业绩来看，汪潮涌现在是国内最大的天使投资人（以自有资金）。国内的一些风险投资人是将筹措的资金投入到项目中，他则是把个人的资金投进去。他的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合作伙伴，信中利背后的投资群由于汪的如此做法而坚定了投资之心，他们相信汪对项目的筛选和孵化能力，更相信他对自己财富的爱惜。

    “融资过程中的知己知彼非常重要，而‘彼’方的情况往往是需要融资的企业所不了解的，这就是投资银行、投资顾问存在的必要性。我在替人做融资的时候最注意的是讲究火候，火候不到，哪怕投资人是再熟的朋友，我也不会替企业引见。有些企业一上来就讲自己明年要在纳斯达克上市，其实这种话讲早了效果很不好。纳斯达克尽管门槛低，但要走到门前也有很长一段路，有些话你讲得过早只会让投资人觉得你连基本常识都不懂。”

    汪潮涌的梦想是做中国的Softbank（软银）。“如果以现在的速度发展，这个目标有可能实现。未来的一到两年，信中利投资的公司可能上市，到那时可变现的资金有几亿美金，如果再进行投资，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

   
投资理财讲师张雪奎个人观点（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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