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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降暴雨,地显“品质”

    严世华

    “……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

    正像这首《雨中即景》的流行歌曲所唱,现代人不仅是“去淋雨”,而且还行路难,“难于上青天”:连日来告急,我国大部分南方城市遭遇强降雨袭击,多个城市都因排水不畅出现了大面积的滞水;武汉、杭州等城市,交通几近瘫痪;北京地铁暂停,上海地铁倒灌,乘车需打伞。

    如此多的城市出现严重大面积积水,实际上也在考验我们的城市管理品质如何。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不过,有一个城市却以非常搞笑的形式,显得格外另类---

    ●暴雨中,成都哥们好淡定,撑伞继续“血战到底”

    当地记者7月4日凌晨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新一轮强降雨天气已造成全省部分地方遭受洪涝灾害,因灾死亡1人（另有成都2名市民水中行走时被电击身亡）,8人失去联系。3日成都这场暴雨如注,全市出现入汛以来最强局部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心城区的单点最大降雨接近历史极值。由于短时间内降水量较大,成都市区部分道路和低洼易淹区出现积水,个别地方发生局部内涝,6个下穿隧道交通一度受阻。内涝成灾,造成出行不便,大量车辆被堵于路途中,城市交通压力极大,城区各地积水严重车如船行。

    对于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表现最淡定而“英勇”的是成都哥们,他们撑着伞继续挥牌“血战到底”;而且市民们纷纷用“欢迎夏天到成都看海”、“五年内打造东方威尼斯”、“有一家火锅店叫老码头”等言语,戏谑自嘲以缓解出行难所带来的不便。更有网友将成都市区内涝较为严重的区域整理成表,发布到网上,以提醒广大市民绕行,避免被困。

    当然,川人的这种“黑色幽默”,在其他城市则变成了“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就是上班时陪你在办公室看海,下班陪你在地铁看瀑布......”

    一片汪洋大海。据武汉中心气象台降水量实况统计,早在6月19日武汉24小时降雨量就已达193.4毫米,相当于15个东湖的水,是武汉98年以来出现的最大一次降水过程。长达20多小时的大暴雨,让武汉中心城区多出变成了一片汪洋,82处路段出现渍水,解放大道等主干道几乎瘫痪。19日上午,降雨停止后,武汉仍有多出低洼地带和涵洞积水没有退去。在刚刚建成的水果湖隧道旁,因为渍水,居民出行十分不便。

    水漫金山。而19日遭遇暴雨的南京,24小时累积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部分地点出现积水。迈皋桥附近路面已成“河”,市民过往时大多挽起裤腿。唐山路、应天大街、高力家具港以及清河路江东软件园、马群百水桥附近等地也出现积水。两天内,防汛部门接到几十条积淹水信息,两次启动防汛紧急预案。

    杭州的这场大暴雨,使上百辆车发动机进水“倒了霉”。突袭杭城的大雨,不仅带来了积水与拥堵,还让不少私家车伤了身。“发动机进水,连杆坏了4根,修车花了近5000元。”一位胡先生,给“汽车路路通”热线打来了电话说,本以为进水熄火后,发动机的损失保险公司能赔,没想到遭到了拒绝。“不是说发动机进水以后,只要不是再一次启动车辆,保险公司都会负责赔偿的吗？”胡先生弄不明白了。据从杭州各家保险公司获悉:连日来,因发动机进水而引发的索赔案例达到上百起;可是,它们几乎都遭到“免责条款”的拒赔……

    为此,新华社发表评论说,高楼林立、光鲜亮丽的城市地上建设,“繁荣”和“政绩”便一览无余,就能引起更多关注。而排水管网等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隐蔽工程,却很难让有关部门用心。雨水本是正常天象,可怕的是城市开发建设的“急功近利”和“盲目扩张”,阻挡了雨水的去路。在暴雨来临时,才会让城市窘态百出,狼狈不堪。如果城市建设管理者不能从教训中获得认识,更新城市规划建设理念,加强城市公共管理和应急机制,就很难真正实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的确,这场大暴雨,让我们城市建设规划“重地表,轻地下”的弊端,暴露无遗……

    那么,我们有没有最不惧暴雨的城市呢？一般人先会想到北、上、广、大这些一线城市,非也！在中国,真正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只有山东的青岛和江西的赣州。

    ●惊回首,青岛百姓真幸运,前世栽树今乘凉

    同样是下倾盆大暴雨,可地处海滨城市的青岛则无须“看海”,雨后却是：“足足下它3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说。

    如果用她的标准衡量,那青岛在100年前就进入先进行列了;这里尽管也是雨水频袭,却几乎没内涝;而它的地下排水系统,是德国人占领青岛时修建的,共铺设雨水管道29.97公里,污水管道41.07公里,雨污合流管道9.28公里,总长度约为80公里;“文化大革”命时期,德建下水道还曾被作为人防工程,排水道上开了很多口,里面修设了台阶;青岛的德建排水管道从横断面来看,高约80厘米,上半部分呈半圆形,直径较大,简单地以水泥抹面,能在水量比较大时确保过水面积;下半部分呈“V”字形,约1/2高度的部分贴了白色瓷瓦,确保了污水在流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流速,光滑的瓷瓦能确保污物垃圾不会被毛刺挂住,减少了堵塞冒溢的可能;上大下小的蛋形结构,还可以让管道拥有尽可能大的承压能力;青岛一直被公认是中国最干净的城市之一,很多人认为,这是德国人便捷的排水系统遗留的财富;除了海洋气候,青岛石头路上基本没有裸露的尘土,完善的污水和雨水管道设施,对市容市貌的改善功不可没。

    这一切要从1898年德国占领青岛说起。在德占青岛之前,青岛只是一个只有2万人的自然渔村,没有地上水管,更没有下水道。初来乍到,殖民军水土不服。1898年10月,进入雨季后,德人中间经常发生肠炎,此病在欧人区和驻军中多有发生。德国人认为大肠杆菌和痢疾流行,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土壤和饮用水污染、居住环境的拥挤。由于土壤污染,伤寒病菌得以通过低洼处和颗粒空隙涂层,侵入地下水和水井中,而这些水井又是青岛唯一的水源;特别是倾盆大雨时,污水流入水井中,被污染的水是造成大肠杆菌的主要原因。

    或许从这一年开始,德国人意识到了与供水系统同步建设排水系统的重要性。为改善糟糕的卫生环境,登陆之初的德国人,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城市改良计划,他们要把青岛建设成为“接待南部欧洲病人的疗养地”;当他们调集了当时德国一流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建筑设计师来到青岛,按照19世纪末欧洲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实地勘察设计,形成了青岛的城建规划。17年后,战败的德国人给日本人,留下了一座号称“东方瑞士”的现代化城市;其中,极具现代意识的城市下水管网,让100年后的青岛人依旧受益。据在德国新发现的一批记录青岛城市建设原始档案中,一部名为《胶澳发展备忘录》明确提出,“通过中央输水管道提供保证安全的优质饮水,扩建下水道网,以及清运中国人的垃圾等,都是面临的紧迫任务。”《备忘录》第一次提到筹划中的青岛下水道建设,并且在今后每年度的报告中都作为重点项目陈述总结;德国人之所以在青岛煞费苦心是有原因的,当年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力图把青岛建成一个样板殖民城市,显示自己的强大,以此与英法竞争;因此不惜代价采用了最新的科学技术,运用国家干预及军队管理,在市政规划、行政管理、路网建设、卫生保健等方面,都采取了若干新政策,让你感觉到德国人对青岛地下水网的重视,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在德国人看来,这不单是市政建设,而是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这对而后青岛形成现代化城市起到了重大影响。

    德国人修的地下排水设施首先引入了“雨污分流”设计新理念。主要有两种形式:地下是管道和暗渠,地上是明渠;第一批修建的暗渠集中在龙口路、江苏路、安徽路、中山路一带;德人总共修了12个排水系统,相互独立又彼此连接,暗渠总长度为5464米。《备忘录》显示,暗渠都是埋在地下2米,直径最粗半米,细的如同手腕粗;管道则是用烧制的陶瓷管,每截2米左右,带螺丝口;管道接口麻纱外面沥青封口,一般多为一米半到2米长的短管,方便检修;明渠和暗渠,每隔50米就修道挖隧道,用雨篦子分流,挡住随雨水冲刷而来的泥沙;这套系统基本覆盖了青岛老城区,现在青岛西部老城区,100多年前修建的暗渠至今还管用;至今老人记忆最深的,是在沿海栈桥两侧挖了雨水排泄口,直径2米,大人都能钻进去;德国人修建的地下暗渠,宽阔到可以跑解放牌汽车;过去老城区下完雨,地面就干干净净的。反倒是新修的新城里的小区和街道,常出现‘古力盖冒溢’（即水沟上面盖孔的铸铁盖）的局部易积水路段;其中雨污分流,这个规划是非常先进的,修建单独的污水管道,进行分类处理和排放,保障雨水管道的畅通,尤其是100年前能意识到这一点非常不易;即便在今天,国内很多城市难达于此;德国人为此,从论证到完工持续了5年之久,显示特有的耐心;最终,雨污分流的下水道投入了使用。

    一个世纪后的青岛,德国人留下的不只是认真而又富有远见的设计理念,以及为达到设计目的而严守的施工质量而已,更重要的是实在的品质。据报载,前几年青岛城市施工,在老城区挖出的一段德制百年下水陶管居然砸不破,而后期的管道已经锈迹斑斑;包括古力盖,德国时期的至今完好如初,并且设计巧妙,不易被盗。这成为德国制造质量可靠的又一佐证;类似的细节还有,德国制造的雨水管道带有反水阀,这样一来雨水冲刷的脏物只能进入雨水斗,而不会进入管道,因此不会造成管道堵塞,脏物也便于清理;管道堵塞的少,古力冒溢的就少;反水阀还能避免管道里的臭气散发到空中。据说,当时青岛诞生的第一个首富刘子山,就是靠处理这些粪便起家的。他懂几句德语,和德国人打交道后看上了收集粪便是无本买卖,为了解决城市排污问题,德国人把粪便收集的活交给刘子山,给他一部分钱,当他把处理的粪便卖出去做肥料又是一笔钱。最后刘子山靠承包城市粪便起家,又做房地产和鸦片走私而一发不可收。

    德国人的这种“实在”几乎无处不在,说一段现代版的非洲往事“插曲”吧。南非的德塞公园是在国际上招标建设的,中标的是一家德国的设计院,当时就有非议。建成后,市民们更不满意,能找出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后来南非人再建公园,就不用外国人了。上世纪70年代,南非人自己动手,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公园——克克娜公园。没想到,两年后南非人的看法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雨季到来时,克克娜公园被大水所淹,而德塞公园却没有一点雨水的痕迹。德国人不但为整个公园建了下水,还垫高了两尺。这是当初人们不能理解的地方,直到大水到来,人们才为此感到惊奇。克克娜公园在举行集会时,秀丽的公园大门因为过小,造成了安全事故。这时人们才想到德塞公园大门的宽敞方便。而当时人们对德塞公园大门的过大给予了批评,认为它有点傻。炎热的夏季,到克克娜公园遮阳的地方太少,所谓的凉亭子只是花架子,容纳不了多少人。而德塞公园纳凉的亭子,因为棚檐宽大,能容纳许多人。几年后,克克娜公园的石板地磨损严重,不得不翻修。而德塞公园的石板地却坚如磐石,雨后如新。而当初因为德塞公园的石板路投资过高,南非人差点叫德方停工。当时的德国人非常固执,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做法,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当地人曾一度认为,德国人太死板、太愚笨。现在看来,德国人是对的。德国人在设计时,考虑到了南非的方方面面,包括天气与季节,地理与环境。而南非人自己却没有顾及这些。德塞公园建完后,多少年没有变样,而克克娜公园总要修修补补,已经花掉了建德塞公园两倍的钱。为此,南非同行曾问德国同行,你们怎么会这么精明。德国人回答,我们只是一个实在,并非精明,精明的倒是你们南非人。

    纵观历史,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实在的品格在最初往往都无法被证明,甚至是费力不讨好的,有时还很容易被人错怪。只有时间过去,经过风雨的磨砺,实在的东西才能发挥出它固有的光彩和价值,才能被完全的证实。这不,最近又爆奇闻:德国在青岛修建的下水道,在经过高效使用百年之后,因为一些零件需要更换,青岛的施工方多处搜寻;最后德国的一家相关企业发来了电子邮件,说根据德国企业的施工标准,在老化零件周边3米范围内,应该可以找到存放备件的小仓库。青岛的施工方,在下水道里找到了小仓库,里面全是用油布包好的备用件,依旧光亮如新！

    也难怪,当今全球品质最高的奔驰、宝马、奥迪等高档名牌骄车,会出自德国……

    ●不知涝,江水咋涨我咋浮,赣州也有“都江堰”

    谈过外国人的建筑品质,再来讲我们古人的建筑品质。

    众所周知,二千多年前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修建的闻名世界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而消除了水患;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造福了这个天府之国。可惜,这一工程并未惠及如今暴雨中的成都。

    当今年我国南方城市遭遇强降雨袭击,都因排水不畅出现“水灾”之季,位于江西省“千里赣江第一城”的赣州却临患不惊。当洪峰到达时,却出现这样一幕“暴风雨后,又见彩虹”的情景:儿童在城门口水滩里嬉戏钓鱼,买卖人在滔滔洪水边安然地做着生意;市区里没出现明显内涝,甚至“没有一辆汽车泡水”;此时,与离赣州不远的广州、南宁、南昌等诸多城市惨遭水浸“水深火热”形成鲜明对照;看来,赣州人丝毫没有把“洪涝”当“灾害”这回事儿。这一切都得益于近千年前一个叫刘彝的人,以及由他规划并修建的能排涝、可调蓄“都江堰”。

    史料记载,在宋朝之前,赣州城也常年饱受水患。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一个叫刘彝的官员在此任知州,下面我们来看这位父母官,是怎么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他首先规划并修建了赣州城区的街道;同时根据街道布局和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的原则,建成了两个排水干道系统;因为两条沟的走向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故名福寿沟。它们完全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不过,当时每逢雨季,江水上涨超过出水口,也会出现江水倒灌入城的情况;于是,刘彝又根据水力学原理,在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

    现在来看,这种水窗是一项最具科技含量的设计。原理很简单,每当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时,即借下水道水力将水窗冲开排水;反之,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时，则借江水力将水窗自外紧闭,以防倒灌;为保证水窗内沟道畅通和具备足够的冲力,刘彝采取了改变断面,加大坡度等方法;有专家曾以赣州度龙桥处水窗为例计算,该水窗断面尺寸宽1.15米、高1.65米,而度龙桥宽4米、高2.5米,于是通过度龙桥的水进入水窗时,流速陡然增加了2~3倍;同时,该水窗沟道的坡度为4.25％（指水平距离每100米,垂直方向上升或下降4．25米）,这是正常下水道采用坡度的4倍;这样确保水窗内能形成强大的水流,足以带走泥沙,排入江中。至今,全长12.6公里的福寿沟仍承载着赣州近10万旧城区居民的排污功能。按照刘彝当初的设计理念,福寿沟仅仅是整个赣州排水防洪体系中的一环;修建于宋代的坚固城墙是最好的防洪堤坝,还有城内的数百口水塘;刘彝曾差人将福寿沟与城内的水塘连通起来,以发挥重要的调蓄作用;就像长江流域有鄱阳湖、太湖、巢湖,这些湖也都起了类似的作用;这样一来,水塘增加了城市暴雨时的雨水调节容量,以此减少街道淹没的面积和时间。这些对排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专家评价,以现在集水区域人口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赞叹”。

    但是我们“不争气”的后人却难知古人心,就像青岛在建新城区时,放着德人留下的老城区地下排涝系统,现存的宝贵样板不应用;结果,遭到逢雨就“古力盖冒溢”局部易积水的报应。赣州的子孙们也置老祖宗刘彝建塘调蓄的设计而不顾,竟开始填塘建房。直到1984年,赣州城的水塘面积约0．6平方公里,占整个城市用地的4.3％;26年过后,今天水塘只剩下两口,护城河早已被填平了,而连接着它们的福寿沟也已死了;如今只能通过荷包塘、蕻菜塘、清水塘这些残留的地名,去遥想当年那座被水环抱的江城了。一旦破坏了原有的排水系统,在城市排水上出现困境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据了解,靠近厚德路附近的水塘填掉后,盖起一幢五层住宅楼,致使周围地区排水无出路,附近的土坯房屋被水浸泡后倒塌;填掉赣江餐厅后面的水塘后,下大雨时,餐厅厨房内积水一尺多深,根本无法正常营业。真是“不怕天灾就怕人祸”！为此,专家呼吁今后应坚决停止向水塘“进军”,并建议将水塘与护城河连成水系,否则将不妙。

    对这座“不会被淹没的城市”,自古流传着许多民间传说。当地老人们都说,赣州是座“浮城”,而且是乌龟形,龟首在城南,龟尾在城北,所以不管江水怎样涨,赣州城都能跟着浮起来。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明初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军师刘伯温欲破赣州城,久攻不下。最后刘伯温派人用铁钉将“龟”的四只脚钉住,才得以水淹赣州,破城而入。有人不信邪,决定亲自考察一下:宋代留下的福寿沟呈砖拱结构,沟顶分布着铜钱状的排水孔。据测量,现存排水孔最大处宽1米、高1.6米;最小处宽、深各0.6米,与志书上记载基本一致;经过3小时通风换气,再穿上有点儿像孕妇装的连体雨衣,顺着2米多高的竹梯往下,终于见到了千年前的下水道——福寿沟;借着安全帽的灯光,前方是一条不见尽头的砖砌通道;空气很难闻,就像那种多年未经疏浚的死水塘搅拌着垃圾的混合气息;淌着齐膝的地下水和淤泥,人只能猫着腰往前走;好在没碰见目击者所述的“吐着信子的水蛇和成群结队的老鼠”,当然也未能如一位市政工人师傅那般幸运，她曾经在砖缝中发现了古人藏匿的金首饰。偶尔有几块刻着同心圆或井字形的青砖，经专家鉴定,都是唐代的花纹砖;走上地面,对应的这片区域是一条叫姚衙前的古巷,这里大体保留着宋代的格局,散落着历朝历代的房子。

    后来,刘彝因为“善治水”,被召还京师任“都水丞”,这一职位相当于今天的水利部副部长。至今人人皆知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他曾给后人留下一句至理名言。

    ●水汪汪,谁愿遭淹出行难,敢问路在何方？

    纵观中国的城市水灾之源,不得不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老大哥”那段历史。

    建国初,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中国的重点城市和新兴工业城市,都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始进行排水工程建设。比如一份“为帮助北京城市建设规划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清单”中显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当时派出了8位专家,其中就有一位是“供水和排水系统工程专家”;也是在1955年,国家城建部门安排7位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工作组到广州市,“指导”城市总体规划工作;而南京、沈阳、天津、武汉等城市的排水系统,均在苏联专家的手把手规划下,慢慢成型;除了直接的技术援助外,中国人在理论层面更加深刻的拥抱了“苏联模式”——1952年,在“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前提下,哈工大、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给水排水专业;1957年,中国人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制订了第一个排水设计规范;而在具体的诸如“排水管渠计算公式”上,由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数据,基本完全沿用苏联规范;直到60年代苏联变成“苏修”后,为了“防止‘左’的错误”,中国排水业界才进行了一次反思;但之前埋下的管道和采用的技术已不可能再有改观。伏笔亦就此埋下。

    “苏联模式”究竟是什么模式？要知道,苏联是高寒地区,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少,排水系统设计上较为保守;苏联式排水,即"下水管网",在5到10米深的地下建设排水管网;但这种排水管口径很小,难以对付大流量的来水,虽很适合苏联的排水需求。但在中国许多地区,年平均降水量都在1000mm以上,苏联模式根本不适应中国现实。这便是中国城市目前“逢雨易涝,一个补不好的疮疤”的重要原因。

    而在国际层面,其它国家太多使用庞大的“地下河”方式排水。对于中国这种只注重地上建设,忽略地下建设的国度来说,这些花重金的“非形象工程”,很难博得各级领导的青睐。暴雨来的几率必竟还是比较低。这里还有一组数据可供比较——上海250个已建成雨水排水系统,也仅基本达到“一年一遇”,重点地区才达“三至五年一遇”;2010年5月广州暴雨袭城,当时官方数据称,当地中心城区排水管道达“一年一遇”的占总量83%,达“两年一遇”的仅占9%。今年武汉大涝,媒体报道称,武汉符合国家“一年一遇”的城市防渍标准。

    而在国外,为防范城市内涝,城市排水标准普遍比国内高,纽约是“十至十五年一遇”（注:一年一遇是每小时可排36毫米雨量）的标准,东京是“五至十年一遇”,巴黎是“五年一遇”标准。就说法国吧,因为近代下水道的雏形脱胎于巴黎。今天的巴黎下水道总长2300多公里,规模远超巴黎地铁,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下水道,也是世界上唯一可供参观的地下排水系统;从1867年世博会开始,陆续有外国元首前来参观,现在每年有十多万人来参观学习。巴黎的下水道处于地面以下50米,水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下水道四壁整洁,管道通畅,地上没有一点脏物,干净程度可与巴黎街道相媲美,不会闻到一丁点儿腥臭味。而且下水道宽敞得出人意料:中间是宽约3米的排水道,两旁是宽约1米的供检修人员通行的便道;还有一连串数字可以说明这一排水体系的发达:约2.6万个下水道盖、6000多个地下蓄水池、1300多名专业维护工;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巴黎的工程师们还修建了4条直径为4米、总长为34公里的排水渠,以便通过净化站对雨水和废水进行处理,处理过的水一部分排到郊外或者流入塞纳河,另一部分则通过非饮用水管道循环使用。而且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却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排涝功能。

    而罗马的下水道,2500年后的今天仍在使用。说起城市排水的文明史,必须从古罗马说起;公元前6世纪,伊达拉里亚人使用岩石所砌的渠道系统,将暴雨造成的洪流从罗马城排出;渠道系统中最大的一条截面为3.3米×4米,从古罗马城广场通往台伯河;公元33年,罗马的营造官清洁下水道时,曾乘坐一叶扁舟在地下水道中游历了一遍,足见下水道是多么宽敞。

    伦敦如今使用的下水道系统建于150多年前。1856年,英国的设计师开始研究设计伦敦的地下水道系统。那时的伦敦竟是一个垃圾遍地、臭气冲天、霍乱横行的城市;1848年-1849年间,伦敦死于霍乱的人数超过1.4万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像那段时间此起彼伏的其他流行病一样,霍乱也是因为空气污染引起的,而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根源是水源污染;当年,霍乱疫情结束后,英国首都污水治理委员会任命约瑟夫•巴瑟杰为测量工程师,以确定城市排水系统未来如何改进;1856年,巴瑟杰建议将所有的污水直接引到泰晤士河口,全部排入大海,但他的设计方案连续5次被否决;1858年夏,伦敦市内的臭味达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伦敦市政当局迫于压力才同意了巴瑟杰的改造方案;伦敦地下排水系统改造工程1859年正式动工,1865年完工,实际长度达到2000公里。工程完成当年,伦敦的全部污水都被排往大海。也有不少人担心地下被挖空的伦敦会不会坍塌,为解决这个问题,工程部门特地研制了新型高强度水泥,用这种水泥制造了3.8亿块混凝土砖,构成坚固的下水道;由于将污水与地下水隔开,伦敦下水道改造意外地解决了导致霍乱的水源问题。此后,伦敦再也没发生过霍乱。

    在德国本土的下水道,更是考虑得非常细致。例如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的市政排水系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1年。其地下总长2434公里的排水管网中,有13个地下储存水库,总容量达70.6万立方米;如果暴雨不期而至,地下储水库就可以暂时存贮雨水,再慢慢释放入地下排水管道,以确保进入地下设施的水量不会超过最大负荷量。德国西部城市博特罗普的一座公园内,甚至在下水道管道里建了个旅馆,每根混凝土管道重11.5吨,长3米,直径2.4米;管道一头封住,一头是淡黄褐色的木门;晚上,管道里有些凉,幸好有两条毛毯;客房内,陈设一目了然,一块木制床板架在两边管道壁上,一张床垫,一个棉布缝制的睡袋,两条毛毯,两个枕头,床头柜上一盏台灯;至于费用,住宿者认为值多少就付多少……

    回眸历史,虽说中国仅有的两个最不惧暴雨的城市青岛与赣州,皆因前人留下的宝贵“品质”遗产而得福;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随着这两个城市后来的发展,原有排水系统覆盖的老城尽管继续被“保驾护航”;而新的城区却在暴雨来袭之时束手无策……

    怎么办？古人说得好:“他山有砺石,良璧逾晶莹”。至此,中国的城市下水管网之“路”该如何走？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

    还是少点浮华与短视,多些实在与远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