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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违背

     中国人有个习惯，叫做“摆架子”。做领导的一定要有领导的架子，做官要有官架子。所谓看相，也就是看人有没有这个“架子”，以决定其前程如何。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架子”呢？因为，中国传统管理的目标是以维持等级秩序为目标的，而人本质上没无太大的区别，比如当官与不当官，大官与小官其实就个人来讲，能力也好，品行也好，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放到等级秩序的网中就会发现，必须要有显示区别，位高者必须有足以镇慑下级的威严，所以越是无能的上级越是“架子”摆得越好才行。

     然而市场经济是一个契约社会，其基本前提是人的起点没有什么区别。破除传统的等级观，恰恰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商机与活力。当然这个平等并不是指职务上的平等，而是指除了职务权限以外，人是没有尊严上的区别的。而中国式的管理恰恰维护的是与市场经济相反的规则。

     只有公平的竞争才会有真正的效率，这是市场经济决定的。而中国传统的管理中，一直是在试图避开公开公平的竞争。传统的等级是以血亲为纽带、以家庭为核心来划分亲疏远近的，大到帝王，小到草民，无疑都是这个等级网中的一员。其积累下来的管理智慧无疑都是围绕着如何维持这种等级，以及在等级中如何上升、排挤他人的权谋之术。难怪有人说中国传统中表面是“仁义”，骨子里是“厚黑”。

     正是市场经济的环境对传统的规则提出了挑战，在边界不固定的企业中，中国式管理的方式只能是助长官僚与内耗之风。即便是由于市场机遇而成功的台湾企业，其骨子里传承的权谋之术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平和环境下的“不合作精神”恰恰是中国式管理的真实写照。

4、人的工具性

     东西方人性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区别的是表现形式而已。把他人当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也许是最能说明中国式管理的实质。“知遇之恩”是中国传统故事中最感人的，而恰恰也是人的工具性表现得最突出的。三国演义中，刘备为了赵云差点将儿子弃于地上，赵云连杀五十员曹军大将，刘备就这么一个奖励就足让赵子龙肝脑涂地了。用现在的话，凭什么刘备的儿子就比赵子龙的命值钱？

     中国历史无数次上演着这种君臣知遇之恩的把戏。然而以现代管理的观念来看，这恰恰是人的不平等与工具性的最真实的表演。如果这种管理理念引入现代企业，无非是将企业老板与员工看成是“君臣关系”，明君也好、昏君也好，是人，员工再优秀也只是实现老板目标的工具。

     人的工具性在企业中表现是最为突出的，这一点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都能一目了然。为什么要加工资，是因为加了工资，员工能创造更大的利益！为什么要尊重员工意见，是因为只有尊重了才会使员工更加努力工作。因此，在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式的企业管理中，出现不人道的现象只能说是种必然。传统儒家管理思维本来就是“绝对权威”基础上的“仁政”。这样来理解华为，甚至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也就不难了。

     现代企业，已经远远超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目标与责任，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是早期为了个人发家致富，那么追求利润当然是投资者合法的，而且理性的目标。正如我们只知道亚当•斯密《国富论》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而不知道他还有《道德情操论》所倡导的人性光辉一样。我们对企业的理解也只知道追求利润的合理性，而忘记了企业是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方式。

     这种生存与发展方式要求企业承担的重要的责任与目标就是，企业是以人为目的的，企业中的人即是价值创造者，同样也是其所创造的价值享受者。只有这种平衡才足以构建企业长期的发展动力，才足以支持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竞争力。

     对于中国企业的管理研究，只能是中国人自己来完成。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就不是科学，在对中国企业的管理研究中，如何把握住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性与管理原理的普遍性的问题呢？但切不可将对中国式管理的批判看成是对中国企业实践的否定。恰恰相反，批判的前提首先是学习与继承，对中国管理的探讨更应建立在对中国企业实践研究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