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友林的博客复制网址 | 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劳碌的中国人与悠闲的欧洲人

“大礼拜去小梅沙游泳露营，怎么样？”
“哎呀，没空啊，哥们，刚接到一笔单子，要加班赶工。”
“喂，今年的年休怎么安排？”
“年休？我们这种小公司哪有年休，杂事多得忙不完啊。”
这是我和一位朋友的通话，五年前，他跟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十几号人。自从公司开张以来，就一直忙忙碌碌，生意其实也就一般般，还过得去，可是，他总是对我说，自己成天忙得一塌糊涂，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
在深圳，一些民营企业的员工下班后继续在公司“加班”1-2小时早已约定俗成；星期六上午照常上班，也已经形成传统，而且这种加班老板是不另外给员工加钱的，国家规定的5天工作制在深圳的某些民营企业无法执行。据说，这种加班在全国许多地方已经成为惯例。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城调队前不久对北京市2000名城市居民工作日加班加点时间调查资料显示：在职职工工作日加班加点时间平均为52.7分钟。31到35岁的上班族工作日加班时间最长，每天人均67.4分钟。而从职业看，个体户工作日加班时间最长，每天人均118.4分钟，其次是科研人员为91.1分钟。有学者指出，加班在目前已然成为了职场潜规则。国家制定的8小时工作制早已名存实亡，近8成上班族不能按时下班，只有2成职场人士还拥有这一合理合法的权利。
在中国，忘我工作的人一般都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支持。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若想快速致富，就必须牺牲休息时间甚至身体，拼命工作、拼命挣钱。若是你机械地按照8小时工作制上下班，就会被圈子里的人瞧不起。在外国记者的笔下，中国人成了面露疲态、神情呆滞的经济动物。更有甚者，近几年北京蹦出了新词叫“北大荒”，特指“身在北京、大龄、荒着未嫁”的女性白领。女白领因为工作太忙，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心情谈情说爱。不仅一般公民忙碌，政府部门也是穷忙。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中国一些政府部门这么穷忙的，各个部门隔三岔五地忙着联合打假，各单位每年都要来一次例行公事的联合大检查。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一部分中国大陆的白领，可能是全世界最忙碌的一群人。至于一些从事加工行业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一线工人加班加点的现象更加普遍。
在当今世界，与中国人的忙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人的悠闲。他们的悠闲体现在：湖边垂钓，海边日光浴，玩帆船滑板，冲浪滑雪，驾车兜风等等，好不自在。从表面现象看，欧洲人生活悠闲，无所事事，主要精力都放在计划度假和约会上面。他们有时间坐在大街上悠闲地读书，他们品咖啡闲聊。比方说，法国人的午餐可以吃上二、三个小时，到吃点心时才谈业务。凤凰卫视曾经播过一个节目，说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希腊人早上9点多才懒洋洋地开铺子，下午4点就打烊，然后就去喝咖啡聊天。
在欧洲人的眼中，度假是他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种观念反映在欧盟的有关规定中，规定赋予欧洲人每年最少四周带薪假期的权利。许多欧洲国家在本国立法和劳资协议中规定的假期数量都超过了这一最低标准。如法国，该国国民每年有25天的法定带薪假期，如果将假日包括在内，假期超过了6周。在许多欧洲国家，全职工作每周工作小时数不到40个小时，而员工的带薪假期天数多于美国。从1970年到2004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年工作小时数呈下降趋势，其中法国的降幅超过20%，而美国则增加了20%。如果雇主要求增加工时，就会导致工人罢工。
有论者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当东方人谈到加班的时候，常常得到喜悦的眼神，因为这表示他们每加班一个小时，可以得到比平常多一半的薪水。当跟西方人谈到加班的时候，他们会坚定的摇头，并且理直气壮地说：“我又不是赚钱的机器。” 
欧洲国家人均GDP一般在30000美元左右，制造业（如纺织行业）的人均小时工资为15-20美元。而中国呢？人均GDP不到1300美元，纺织行业的人均小时工资为0.6美元。从人均GDP看，欧洲是中国的人均水平的23倍，而纺织行业的人均小时工资相差25倍以上。而且，“这里（指民工集中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引者注）的工资？10年以来，工资一直都没有涨过。10年以后我也不认为有涨工资的必要。”（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当中国改变世界》P58 中信出版社 2005）。
但是，忙碌的中国人与悠闲的欧洲人相比，在效率方面并不占优势。在欧洲人看来，中国人干活是很卖力，可是效率却不高，因此，忙碌可能是这个社会无序和低效的代名词。
说人家效率比我们高一些还可以理解，但是，看到人家欧洲人悠闲而富有，再看看中国人忙碌而贫穷，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休闲懒散的人凭什么还要比勤劳的人富强呢？
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有一套解释。陈志武教授指出：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陈志武，2005）制度成本表现为制度障碍，制度障碍表现为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等等，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降低了全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收入低。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实际上，制度机制的好坏不仅决定了一个人一年能完成多少笔交易（交易速度）以及创造多少价值（生产率），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到底能发展什么产业和不能发展什么产业。换句话说，制度环境最后还决定了每个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定位。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高经济增加值的产业发展时，它的人民只能在国际分工中从事低收入的“硬苦力”活，它能发展的也只能是那些低经济增加值的产业。
中国目前的发展战略定位于“世界工厂”，就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在国际分工中充当劈柴挑水的苦工——赚取微薄的血汗工钱。在扣除资本应得或不应得的利润之后，劳动者得到的是糊口的工资。在落后国家，广大工薪阶层干的活比发达国家的同行还多，可是，获得的收入却只有他们的几十分之一，其痛苦难以言表的。这一代人的低收入将影响下一代人受教育的机会，下一代人受教育少，还是只得充当廉价劳动力，最后，还是替人当苦力。
 因此，陈志武教授认为，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 也就是说，中国人忙得一塌糊涂，可是，还是很穷。因为制度效率低，注定了人们忙碌，也注定了一部分人必须受穷，而且是忙碌不堪地受穷。中国人起早贪黑，勤扒苦做，到头来，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所以，大多数中国人一辈子都在穷忙。
我们都渴望中国人的勤劳能带来与时代相称的财富，更希望中国人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制度架构：一方面提高市场效率；另一方面完善各种制度，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否则，中国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行业，充当别国的“硬苦力”，老百姓也只能勤劳但不能富有。

原文出自郑友林著作《身边的经济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