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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的经济学分析（上）

性。过去一直是医学专家和社会工作者的专门话题。最近，经济学家也开始关心这个领域。经济学越来越重视个人的感受和效用，对于婚姻，或者说对于“性”，经济学家都有专门的分析。比方说，某些研究幸福经济学的学者就把研究兴趣放到“性爱”这个敏感的课题上，他们还得出了许多有趣的结论，值得大家去了解。
由于受封建意识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人谈性色变，性成了只可做不可说的一件私事。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食色，性也。”中国还有所谓“人生三大喜事”的说法：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里，洞房花烛夜是性爱的委婉表达。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表现实现的需要）理论中，性的需求属于生理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跟吃饭、睡觉和呼吸一样自然。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则提指出：“性是属于心智的，而属于心智的事物必须得到满足实现，否则，便有挫折。”所以，中外都认为“性事”乃一件必不可少的人生大事。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一个人找到了自己心爱的另一半，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可见，个人幸福与婚姻和性爱的相关性极高，既然如此，经济学就必须研究这个问题。随着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大龄青年男女找不到自己的另一半，随着离婚率越来越高，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从婚姻和性爱中无法得到幸福，这些都需要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性爱的功能和效用。
根据江苏社会科学工作者完成的一项有关主观幸福感度量的调查表明：高学历、高收入、24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容易感觉到幸福。据调查，目前只有3％的中国夫妇的夫妻关系可以称得上是高质量和完美型的。对24岁以下的年轻人的调查结果表明，24岁以下的年轻人容易自我感觉到幸福。对于男性群体来说，结婚更容易感受到幸福，而对女性群体来说，情况刚好相反。（参见：《江南时报》2003年12月09日）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2001年，“后现代化社会”的日本离婚率才0.23%，是亚洲各国中最低的。而传统上一向注重家庭的中国社会却每况愈下：1980年，中国的离婚率为 4.75%到1997年上升到13%，上升了8.25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在过去20年中，离婚率增加了20倍，令全球侧目。在离婚的原因中，居然有70%与性生活不和谐有关。
在海蒂性学报告中，人们对婚姻和性爱有如下评价：
——我结婚是因为我们相爱。我想要娶我太太，建立家庭。和同一位伴侣的性爱是美好的，我们都知道对方喜欢什么。做爱时的沟通只需要轻轻碰碰手，太美妙了。
——婚姻对性的影响要看婚姻生活如何——可以使之美妙，也可能糟透了。
——我喜欢婚姻。在婚姻里，每一次性经验都会累积，所以下一次更美妙，我曾拥有过最美妙的性经验是在婚姻中创造的。
——我结婚24年，几乎都很快乐。性生活一年比一年美好，一开始就美妙得不得了。
——我已经和妻子结婚30年，我的婚姻是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我怀疑是否还有别的婚姻像我的这么快乐圆满，目前我们比过去任何时间享有更多的性爱，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四五年了。

2005年，“幸福经济学”先驱人物——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 Flower)和英国华威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向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递交了一份研究论文题为《金钱、性与幸福：一项实证研究》（Money, Sex and Happiness: An Empirical Study），论文作者首先申明，此项研究决非搞笑，乃是实实在在的计量经济学领域专业论文。其结果修正了人类社会古往今来的一项传统观念。英语格言云：“金钱只能买到性，却买不到爱情和幸福”（Money buys neither love nor happiness, only sex）。但是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却恰恰相反：“金钱能够买到更多幸福，却不能买到更多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