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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破畛界，吸引四方才俊共创大业

 

刘秀的领导核心由邓禹、冯异、贾复、寇恂等组成。邓禹善谋略，是刘秀的智囊；寇恂善于行政、理财；冯异、贾复等长于征战。正是由于周围聚集了这些各有所长的人才，刘秀才能在各个方面都棋高一招，最终取得成功。

刘秀人才策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能够破除此畛彼界的观念，打破地域界限，广揽天下人才。起初，刘秀结识的多是南阳地区的豪强大姓与士人，如邓禹、李通等，这些人一直追随刘秀，是他起家的本钱。因此，在称帝以后，刘秀十分信任他们，并对他们加以重用，而南阳以外的人被重用的则很少。后来并州牧郭在临上任前劝刘秀要以四海为家，不应以地域为限，“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后汉书·郭列传》）。刘秀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不少南阳以外的人也开始担当重任。在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当年跟随刘秀的开国名将有二十八位，号称“云台二十八将”）中，除11名来自南阳外，其余17人分别来自颍川、上谷、扶风、东莱、巨鹿、渔阳、信都等地。刘秀还下诏让臣下到各郡县为他推荐人才，其中仅宋弘一人就“推进贤士冯翊、桓梁三十馀人”（《后汉书·宋弘列传》）。

除了突破地域的界限以外，刘秀用人还注重突破身份和家世的界限，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凡是有治国领兵之术者，悉为所用。在他的麾下，虽来自下层社会但因才能而成为显贵者为数不少。一直担任东汉军事统帅的大司马吴汉就是曾因家贫而以“贩马自业”的小商贩，汉忠将军王常、捕虏将军马武也都是出身卑微的布衣，但他们治军有方，作战勇猛，忠心耿耿，深为刘秀赏识，因而得以重用。刘秀对新莽朝的故吏和降将也不一概排斥，对真心归顺的时贤之士同样予以重视。侯霸曾经任职于新莽朝，而在刘秀麾下，他官至大司徒，同样煊赫一时。刘秀还在俘虏和降将中选拔了征南大将军岑彭和征西大将军冯异，他们后来均成为东汉名将。刘秀通过收纳一大批堪称栋梁的文臣武将，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二、宽以待人，营造人才成长和谐环境

 

老子曾说：“善用人者，为之下。”（《道德经》第六十八章）刘秀深谙老子的人生智慧，在他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军事实践中，将这一用人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刘秀放低姿态，善待下属，爱护部众，堪称典范。下属受伤时，刘秀及时给予真诚的关心。贾复作战受重伤，刘秀立即下令慰赏。此时贾复妻子有孕，刘秀便许诺：生女，我子娶之；生男，我女嫁之。这些做法使得贾复极为感动，伤愈后在战场上更加勇猛，冲锋陷阵，屡立战功。下属患病时，刘秀及时给予诚挚的关心。祭遵患病，刘秀即“诏赐重茵，覆以御盖”，将自己的被褥亲送与祭遵，以示关切。下属身家危难时，刘秀及时给予帮助。李忠的母亲和妻子被王郎部将所劫，刘秀得知后便令李忠救老母妻子为先，并承诺吏民能得李忠家属者“赐钱千万”。下属去世后，刘秀及时给予其家属深切的安慰。祭遵逝世，送丧至河南县，刘秀“诏遣百官先会丧所，车驾素服临之，望哭哀恸”，“涕泣不能已”，“既葬，车驾复临其坟，存见夫人室家”（《后汉书·祭遵列传》）。刘秀虽有着领帅者和皇室后裔的身份，却能够躬身示下，对部属关爱有加，因此换来了部属忠心追随，不离不弃，共创大业。

对那些确有才能但犯有过错的下属，刘秀从爱才的角度，尽量予以宽宥。朱浮在攻彭宠和张丰时失败，“罪当伏诛。帝不忍，以浮代贾复为执金吾”（《后汉书·朱浮列传》）。刘秀的宽宥，给了朱浮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对自作主张及有违命之举的下属，刘秀了解实情后，也能予以宽宥。大司空王梁与大司马吴汉等共击檀乡，刘秀诏令“军事一属大司马”，但王梁却多次自作主张，“前后违命”，刘秀为此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军中斩梁”。宗广深知刘秀爱才，他变通圣旨，将王梁“槛车送京师”（《后汉书·王梁列传》）。后来，刘秀果然赦免了王梁，也未追究宗广擅改圣旨之罪。

刘秀善待功臣，对仇人也不缺气量，他与朱鲔的一段恩怨就很有代表性。朱鲔原是绿林军将领，更始帝刘玄称帝时，拜为大司马。刘玄杀害刘，朱鲔是主谋之一，对刘秀负有杀兄之仇。刘秀称帝后，率大军攻打朱鲔镇守的洛阳，三个月都没有打下，便派与朱鲔交情不薄的大将岑彭去劝降。朱鲔深知自己罪孽不轻，料难得到刘秀宽恕，因此顾虑重重。岑彭返回刘秀大营，向刘秀说了朱鲔的心思。刘秀听后淡然一笑说：欲建大事者，岂能记人小怨？朱将军若肯献城来降，官爵均可保留，何谈诛伐？岑彭返回洛阳城后，把刘秀的话转告朱鲔。经过几天深思熟虑，朱鲔终于动了归降之心。为探虚实，他单骑来到汉营，自缚其身，由岑彭带至刘秀营帐。刘秀急忙起身相迎，并亲手为朱鲔解去绳缚。第二天，朱鲔就带着他的守城将士全部归降了刘秀。刘秀当即履行诺言，任命朱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

刘秀的大度与谦和，为他赢得了巨大的亲和力和感召力，一些曾经与他为敌的人也心悦诚服地投至他的麾下。

建武四年（公元28年），割据陇右的西州上将军隗嚣派他的爱将马援前往刘秀营中打探虚实。刘秀一反升堂坐殿的常规，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接见了这个特殊的使者。他身着便服，独自一人坐在宣德殿的廊屋里，让一个宦官引着马援来见他。刘秀的目的显然是在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以拉近二人的距离。马援大惑不解，问刘秀：我从远方来，陛下见我连卫士都没设，不怕我是刺客吗？不想，刘秀却胸有成竹地回答：将军不会是刺客，只是个说客罢了。经过这次会面，马援彻底为刘秀的人格魅力所征服，认为刘秀正像当年的汉高祖，是真正的帝王。不久，马援脱离隗嚣，归服刘秀，并屡立战功，被刘秀委以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后来还与刘秀结为儿女亲家。（参见《后汉书·马援列传》）

以避谈军功而获大树将军雅号的冯异，也曾经是刘秀的敌人。刘秀率兵攻打父城时，冯异出巡，被刘秀的士兵逮了个正着。刘秀听说冯异是个人才，马上召见了他，希望他留下共谋大业。冯异表示愿意归降，但这个孝子舍弃不下自己尚在父城中的老母，于是请刘秀先放自己回城安置老人，日后愿以献出父城五县作为报答。刘秀答应了他，可部下都不相信冯异的话，认为放了他无异于放虎归山，刘秀却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后来冯异果然践诺，说服父城五县一起归降了刘秀。

不得不承认，刘秀身上有一股磁石般的力量，这就是感召力，正是这种力量才使得他汇聚了一批像冯异这样能征善战的好汉和誓死效忠于他的将领——“云台二十八将”。

三、用人不疑，发挥文臣武将最大潜力

 

恢复汉室前，刘秀即以待人至诚著称于当世。破铜马时，“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懂得权不重则事不就、任不专则功难立的道理，因此，他对诸将敢于委以专权，放手使用，对长期专兵居外的将领很少疑忌。征西大将军冯异久握重兵在外，有人诬陷他威权至重，跋扈关中，野心勃勃。冯异对自己久居在外，手握重兵，远离朝廷，心中也很是不安，担心刘秀猜忌，于是一再上书，请示要回洛阳。说实话，刘秀的确对冯异不太放心，毕竟他掌握着朝廷的大部分兵权，控制着朝廷的西北边疆。可是，西北地区缺少像冯异这样的人才。为了解除冯异的顾虑，刘秀便把别人告发的密信送给冯异。这一招果然高明，既可以表示自己对冯异深信不疑，又暗示了朝廷早有戒备，恩威并用。冯异连忙上书表达自己的忠心，刘秀则致书抚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后汉书·冯异列传》）冯异收到刘秀的回书，心中感激不尽，从此对刘秀更加忠心，不敢有丝毫懈怠。

耿在讨伐彭宠时，由于与彭宠关系密切，遂产生顾虑，上书要求调回洛阳予以回避。刘秀得悉后，要他专心“勉思方略”。刘秀的信任彻底打消了耿的顾虑。窦融因“兄弟并受爵位，久专方面，心不自安”，刘秀不仅宽慰窦融，而且将窦融比作自己的左右手，以示信任。刘秀对握有重兵的将帅尚且如此信笃任专，对于文职的公卿大臣当然更能以诚相待。

对于领导者来说，掌握和完全控制下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除了要对下属有充分的了解、有效的威慑和无形的钳制外，还必须有缜密的判断。说是不疑，其实没有一个领导者对自己的手下是完全信任的。尤其是冯异这样掌握重兵、位高权重的大臣，更是国君怀疑的重点对象。只不过，一个聪明的领导者会把他的“疑”表现出一种“不疑”的姿态。要做到真正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人才，自然不是等闲之辈，能力与野心同在，也很容易受到上司的怀疑。作为上司，应该具有容人之量，既然把任务交给了下属，就要充分地信任他，领导的信任是对下属能力和价值的一种肯定，能够激发下属的责任意识和荣誉观念，从而调动下属更大的积极性。刘秀对下属信笃任专，下属则“进退用而上无猜情”。诚如范晔所言：“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间，不亦君子之致为乎！”（《后汉书·邓禹列传》）

 

四、厚待功臣，简选治国理政合格人才

 

光武帝刘秀采取了厚待功臣、与功臣共始终的办法来处理一向困扰君主和臣下双方的问题，这一点与其先祖刘邦以及后世明代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做法相比，确实体现了其胜人一筹的政治智慧和雍容大度的怜才情怀，获得了后代史家的交口称赞。

刘秀一反汉高祖强硬的做法，在对待功臣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保全首领的做法。大司马吴汉屠戮成都，而刘秀出于保护功臣的考虑，宁可责备宗室刘尚没有尽到劝阻的职责，也没有对吴汉加以刑诛。他对功臣“优以宽科，完其封禄”（《后汉书·马武列传》），使他们莫不“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后汉书·邓禹列传》）。刘秀对功臣的分封十分重视，即位伊始就效法汉高祖大封功臣。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分封邓禹、吴汉、冯异等三十余名功臣为列侯。建武二年，专门发布封功臣诏，采取悉封功臣为列侯的措施，分封耿等二十余人为列侯。以后又陆续分封一些功臣。这些功臣在刘秀的影响下，谦让辞位，远名势，避荣宠，“修整闺门，教养子孙”（《后汉书·邓禹列传》），竞相奉公守法，蔚然成风。刘秀还复兴了丹书铁券的汉礼，写下誓言，让功臣们世无绝嗣，“传于无穷”，群下感动，莫不自励。同时，刘秀还往往在将帅出征、凯旋以及地方官上任之时大宴群臣，对功臣赐以珠宝、衣服和钱帛，甚至不吝以自己所乘御马赐予功臣。史载，刘秀大封功臣为列侯，并赐予优厚的封土食邑，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的食邑多达四县，当时，博士丁恭曾上言：“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光武帝则回答他：“古者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其实，光武帝大封功臣是有深意的，无非是在非常时期以高价赎买的手段来弥平功臣邀功请赏的心理和物质需求，以换得功臣继续效命，一旦天下平定，这些功臣侯就被削夺兵权。侯国长吏由中央委派，不臣于诸侯，功臣侯在封国无行政权，仅食租税而已，因此不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胁。司马光评价光武帝：“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六》）

为打造能为东汉帝国治国理政的过硬人才群体，刘秀对官吏的选用一向十分严格和慎重，凡重大任命总是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刘秀即位伊始就“诏举可为大司马者”。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为选任太子太傅，“上大会群臣”，广泛征求大臣的意见。如铫期曾经向刘秀推荐冯勤，但是“初未被用”，后来刘秀看到冯勤“图议军粮，在事精勤，遂见亲识”（《后汉书·冯勤列传》）。对推荐的人才，刘秀有时甚至亲自召见，问以政事，观其酬对。为使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实到各级政权机构中，刘秀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建立了简选人才的制度，同年八月“下诏三公、九卿、将军、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廉吏”（《后汉书·志·百官一》注引《汉官目录》）。刘秀用人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征召的官吏大多是县邑中“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作风正派的人，对官吏才能的要求也很高。他把“学通行修”、“明达法令，能按章覆问”、“明足以决疑”作为任用官吏的重要标准，要求官吏必须具备上述才能。为了迅速培养东汉统治阶级的人才，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京师设立了太学，把官宦子弟送去学习，由从全国挑选出的博古通今的儒学之士教授，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级人才，为东汉帝国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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