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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的七十三章：“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尚胜，不言而尚应，不召而自来，婵然而自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一章，从西汉的历史中，可以找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代表，即汉文帝和汉武帝。汉文帝以黄老之清静无为治国安邦效果显著。“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文景之治的时候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要选择这方面的个案的话，无有出其右者。应该说是最有说服力的杰出代表。他在位23年，“扣除烦苛，与民休息”、“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他初为代王时，对民间疾苦就有较多的了解，登基后体恤民情，鼓励农耕，崇尚节俭。他曾想造一座露台，请工匠预算费用，约需百金。就说：“这么多钱，是十家中等民户的产业所值，我承继先帝的宫室，经常害怕自己无德行而辱没了先帝的英灵，为什么还要修这座露台呢？”历来封建帝王皆大肆挥霍民财，奢侈浪费，声色犬马，却不知“穷万民之财，以供一己之欲，一旦民穷盗起，社稷丘墟，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难得的是他刘恒“露台惜费”并非装腔作势，据《史记;孝文本纪》，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不仅如此，他在遗诏中还提倡“丧事从简”；“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不取……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饮酒食肉者。”规定他的陵墓“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汉文帝可以说是没有主动去多做什么，而是对原来的法治还算是有所挑战。废连坐、除肉刑、对老百姓则是从减到免田租、与南粤用一纸信件交好、对匈奴也很少动武征伐、自己还亲自躬耕田亩、皇后也带领皇宫纺织布匹、穿着也是非常的俭朴、有错误马上改正特别是受方士的骗以后更加注意不铺张浪费并能够诏曰全国承认自己的错误等等看起来都不是很有作为的那一种，但结果确实不是一般的上台之后必有的三把火所能媲美的。他这样的勤俭节约使国库的积蓄日渐富足，老百姓也因为减免租税生活大大地得到改善，开创了几十年的文景之治，是历史上少有的繁华年代。而他们早先的萧规曹随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无为而治。说的是曹参接替萧何宰相之位以后成天好象无所事事的样子，一切按照而原来的律法行事，不加更改与添加，在某些方面来说倒也是相安无事。

        而汉武帝则不然，其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极是出了名的了。也确实是的，在后人的一些人看来，其名气以及影响力来说似乎比汉文帝是要响亮，而电视剧《汉武大帝》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他所经营的国土也因为他的大刀阔斧而迭宕起伏甚至有波澜壮阔的场景，让人们感觉到惊险连连险象环生那样的刺激，最后导致太子蒙难，自己轮台悔过、排斥方士不求神仙是他晚年逐渐的反思纠错，没有导致江山毁于他之手，但元气不能说没有受到一定的影响。他的屡屡赴北远征是造成国库空虚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也导致了对国内苛捐杂税的增加，老百姓背负上了沉重的内容繁多的猛于山的苛税，逼得人们无赖之下举起义之大旗频频对官府对朝庭造成威胁，以致牵连而出绣衣使者。虽然是绣衣使者平定了内乱，但其对这一些奸佞之臣的过于宠幸使其原来已定好的太子刘据蒙冤被害，这样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解决好他接班人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他一个最主要失策的原因。

        从西汉这文武两个皇帝治国之道即可见老子之无为而为这种治国安邦策略的妙处所在。可以说，无为而治确实不失为治理国家和企业一个很好的措施或手段。试想，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企业总是在改来改去，今天实行这样的策略明天实行那样的策略，没有一个定准，让人们摸不着头脑，让人们看不到希望，这样的做来做去能够让人们看到什么前途呢？惠普之所以解雇在位五年之久而且使公司业绩几乎翻番的卡莉。菲奥莉娜最终分手，与其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原来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受到很强大的冲击有关，这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从某些方面来说则是惠普形成的一定的文化的积淀，应该属于企业文化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的触动就像一个人的神经元的触动是难以被广大的员工所能够接受的，也不是高层所愿意看到的现象。《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章中有子曰：“无为而治，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这说的是舜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他也主张无为而治，他其实也在推行无为而治，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每天都只是修养好自己端正地在他自己的位置上听政罢了。有关舜的无为而治的方法，古书也多有记载。如《大戴礼。主言篇》说：“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新序。杂事三》说：“故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而为天下治。”这些都是说明舜能够任用有能力之人辅佐自己而能够让自己免于烦劳之苦。

        汉文帝之所以大力倡导这种修养生息的无为而治也是当时的环境和民不聊生的一种状况下复兴国家使国富民强的行之有效的唯一一个策略。他接二连三地废除连坐法、肉刑，免除农民的赋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都是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都是为人民着想，国家怎么不会兴旺发达呢？国家怎么不会很快地殷实起来呢？“江海之所以能成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成百谷王。”（66章）《论语》宪问第十四中孔子也说过：“上好礼，则民易使也。”正因为他处处秋民着想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即便是南越王赵佗自立南越武帝，并在公元前190年发兵打到长沙，把闽越收为属国，他也不曾派兵去攻打企图以武力收服赵佗。当他了解到赵佗是真定人时，他还派人修理赵佗家祖先的坟墓，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管理坟地的机构，一年四季按规定举行祭祀仪式，还把赵佗的叔伯兄弟安置了一定的地位，派陆贾为使臣并带了一封信给赵以对其进行安抚，使其心悦诚服地称臣于汉。未派一兵一卒即收服赵佗是汉武帝不可与之媲美的。而北方的匈奴也大多没有什么动作，也很相安无事地平静。这种无为之大有作为更是令汉武帝应该汗顡的了。而汉武帝真是年年北伐年年乏，越是想尽皆灭之越是惹起匈奴们更是在边关骚扰滋事，越灭越灭不断，直至他轮台悔过仍然没有尽数歼灭他们，最后只得息事宁人另找台阶。后来武帝修养生息反而使国内也太平了，国库也渐渐有所积蓄，边防也少有乱子了。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30章）这也是历此战乱现象最经典的概况和总结。在汉武帝每次大规模的远征北伐之后都有很大的体现，农民的频繁起义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民不聊生到已经没有办法生存的地步农民们就不得不孤注一掷。这也是汉文帝不轻易施之于武力的最主要的原因，施之于武力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没有胜利者，是一个双输的结局。正因为他如此的不为才使国库日渐充盈起来。尽管他看起来没有多大的作为，看不出有多大的建树，但他都是为而不恃而已。他是一个“勇于不敢则活”的显明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