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强的博客复制网址 | 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中国人当然也问：「甲对或是乙对？」只是答案很少是「甲对。」或「乙对。」却多半是「甲对，乙也不见得错。」或「乙错，甲又对到那里去？」除非实在是十分明显而简单的事情，否则我们总觉得「是非难明」！中国人重视是非，却更了解粗理很好讲，任何人开口便可以说一大堆道理；细理不好讲，仔细推敲起来，每一个人所说钓道理都存在著若干疑难；微理很难讲，再深究下去J到了十分精微的地方，似乎永远说不清楚；玄理犹可讲，没有办法当中，往往会祀道理说得玄而又玄；妙理不可言，真正的道理「多半妙不可言」，同时觉察「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沟通的障碍」，因而非常谨慎，不敢擅下判断。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相信资深的主管，都有这种经验：某件事情出了差错，关系者一共只有甲、乙、丙三人，但是甲说得理直气壮，乙、丙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常常指责中国人爱说理由，个个都是找藉口专家，弄得主管左右为难，不知谁对谁错，实在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道理人人会讲，是非却很难明断！我国的太极图象，并非凭空玄想而来。太极代表「圆满」，根本上是一主体。在此同一主体内，产生「是」「非」两种相异的现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成为中国人的一太极思想」，发展为「听一句话，要先问清楚究竟是谁说的，以便决定是否遵行」的「太极行为」。这种行为，其理论基础即为「交互主义」。

　　中国人既不完全奉行个人主义」，也不完全奉行「集体主义」；中国人既有「个人主义」思想，又有「集体主义」思想。常听到中国人说「输人不输阵」，「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但是语犹在耳，他麦现情势不对，率先溜之大吉。然而却有人说到做到，临阵绝不脱逃，至死不渝的。中国人的原则，完全居於「看你对我如何，我就如何待你」的「交互」性，通俗的说，叫做「彼此、彼此」。我们放眼看去，宇宙万物无一不是圆弧形的。凡直线形的，都是「人为」的，而「人为为伪」，形式化的东西，中国人比较不喜欢，其道理在此。太极思想，彼此之间不是一条直线，却是阴阳对称，淳涵浑朴的圆弧曲线，形成管理上「不明确」的「分寸」。

　　中国人必须害自把握自己应守的分寸，无过与不及，的确相当困难，儒要历练与智慧，因此有些人十分厌恶，甚至到了怨恨的地步。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便是由於智慧的限制，无法变化自如，所以学到後来，既没有曲线，也没有直线，只剩下一个圆形的外壳。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说起来就是「过份求圆满」，形成「太顺的『事大主义』」。「太顺」的部属，绝对服从的结果，固然有利于力量集中。但是，万一决策有重大的错误，而此一决策者又「大而有力」，则大家盲口服从，势必害己害国。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盛行，自杀飞机愚行，大屠杀蛮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日本人为了寻求「大和」，往往弄得没有是非。他们一心一意追求利益，成为世人轻视的「经济动物」。

　　「日本第一」中蕴含著重大的危机，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制衡，活像一辆煞车不灵的汽车，走顺路时很愉快，危急时真不敢想像。「大和思想」发展为日本人「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一切为团体荣誉而努力」的「大和行为」。其理论基础即是「集体主义」。太极行为的根源，是「人性」。凡人皆有喜怒哀乐之情，未发时谓之中，发而中节便是和。中国人所讲求的「和」，是「用」的一种境界，而其「体」则为「中」。体不离用，用不离体，其间的不同，只在已发与未发。未发的「体」，没有不善的；已发的「用」，便有善有不善。中庸特别指出「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说明我们所追求的「和」，乃是已发的善的情，而摒弃了不善的情。成中英先生以孔子「一以贯之」的纵贯和横贯两种关系来解释「持中致和」的道理。他说：『和』是横的一贯，『中』是纵的一贯。文化本身应该有中与和的道理，这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