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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央巡视组首次使用“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的表述。当然，读者在百度中是查不到这个结构和表意一样复杂的大词的，但好在中国文字博大精深，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大词里的若干词语单位，模糊地拼凑出词语中透露出的含义。

所谓“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如果按照“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三个词的意义分别来拆解，可以理解为，它是那些为了各自家族的成长发育，寄生于大型国有企业之中的达成了一定的分配共识、用“共赢”的方式蚕食资产的利益群体；他们虽不名义上拥有企业股权，但却高度把控着企业经营权，通过隐秘方式享受企业实际增值带来的收益。

这三个词中最核心的就是“寄生性”。用科学术语来理解，寄生性即寄生物为了自身生长发育而必须从活体寄主的细胞和组织中获取生活物质（水分、养分等物质）的生物特性。有时，即使寄主死了甚至腐烂为有机质，寄生物也能生存，也就是说，大多数寄生物是不管寄主的死活的。

换句话说，寄生性群体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如果国有企业内部有这样的寄生性群体，那么这种利益最大化不会因为企业可能面临困难、危机甚至濒临破产，而有所改变。这无疑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毒瘤，容忍这一毒瘤长期存在，小则导致群体、国有资产被侵蚀，大则损毁国家信用、经济环境遭到破坏。

目前看来，之所以寄生于国有企业的利益共同体能长期存在而不瓦解，原因一方面在于内部治理和管理体制的弊端，即利益共同体中的成员高度一致地认可利益分享的模式，极力维持目前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也在于大型国有企业或因占据市场垄断地位、或因关系经济命脉——往往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前者，从而获得了长期的发展空间和稳定的超额利润，因此每个利益主体都能获得大于零的收益增量。

显然，这种内部的最优，不是中国经济的最优状况，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也不是整个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均衡态势。这样的“最优”和“均衡”不打破，中国经济就无法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各阶层之间也无法形成公平分配的预期。

尽管反腐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一直以来的国企改革，正在逐步改变国企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的问题，但它能打掉利益共同体中的某些群体、某些利益，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利益共同体产生的土壤。当利益共同体形成后，只要各利益主体的收益总计（包括既得利益）仍然大于零，则该利益主体就有可能继续延续，“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更是如此。只有当各利益主体特别是强势主体对收益状况无法忍受之时，利益共同体才会走向解体或名存实亡。

因此，更重要的举措应该在于引入竞争，积极打破垄断，当那些大型企业的总体利润水平下降到市场均衡线时，不仅会带来危机意识的增强，倒逼企业内部治理的优化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而且那些“躺着都能赚钱”的寄生群体，也失去了垄断的利益增量所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