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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生存环境艰苦，又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神奇的徽州在近代产生了著名的商帮——徽商。绩溪人胡光墉大名鼎鼎，因字雪岩，遂以胡雪岩传世。

　　家境贫寒的胡雪岩，除去和许多学徒一样的勤奋之外，还多了给他的命运带来辉煌与落败的性格密码——机敏与胆识。靠着这种机敏与胆识，胡雪岩从杂役到伙计，从结交王有龄到资助王有龄官至浙江粮台总办，从开设阜康钱庄到借庚申之变掌控浙江战时财经半壁江山。

　　王有龄因与太平天国之战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失去靠山的胡雪岩又找到了更大的靠山——左宗棠。1862年，左宗棠任浙江巡抚，一生善于为他人雪中送炭的胡雪岩，这一次仅用三天，就为刚刚上任的左宗棠筹齐了十万石他最短缺的粮食。只是在清末的政治版图中，与左宗棠的交往过密，为胡雪岩的人生埋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伏笔。

    结交左宗棠的十多年里，事实上担任着左宗棠政治集团“财政总长”的胡雪岩，不仅为左宗棠的南征北战筹措军费、提供军需，而且还开办了多家实业机构，对左宗棠可谓是倾心尽力。同时，作为商人的胡雪岩，在国家军费与民间资金中腾挪转移获取着他的利益，他的资本运作平台——阜康钱庄也在快速扩张，遍布大江南北二十多间分号。

在左宗棠的穿针引线之下，胡雪岩被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登上了亦官亦商的顶峰。不知是没有参透儒家文化的真谛，还是没有领悟徽州商道的精髓，身处在那个时代的胡雪岩因为自身的局限，开始写下自己的金融败局。

实力不足

今天，我们常常以胡雪岩与外商争夺生丝的商战，来为这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红顶商人赋予商业之外的价值。但是只要分析历史数据，我们就可以不难发现胡雪岩的财富真相。

对于胡雪岩的财富，由于清末的抄家，我们已无法从他那里获得一手数据。根据1883年12月9日《申报》的报道，胡雪岩先将2000包生丝卖给怡和洋行，后又分两次将6000包及7000包卖给天祥洋行。由此推算，胡雪岩在与外商的生丝大战中，囤积的生丝应应为15000包。当时全国的生丝总产量，年平均在40000包左右，因此胡雪岩历时两年的囤积量应占全国总产量的15%左右。根据怡和洋行的资料，胡雪岩将2000包生丝卖给怡和洋行时，每包的定价为380两白银，按存货量15000包计，胡雪岩在其中的投资大约570余万两白银，这与后来多种野史所称的2000万两投资款，相去甚远。

事实上，如果胡雪岩的投资款真有2000万两之多，那么就按高点销售价380两/包计算，他都可以囤积生丝达51900包，这个囤积量相当于期间全国生丝总产量的65%，更何况他的囤积收购价是肯定低于380两的。

因此可以推断，这场生丝大战的资金投入量并不大，如果是囤积生丝拉断胡雪岩的资金链的话，只能说明一点，胡雪岩的财富规模，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庞大。

外资倾轧

与胡雪岩不同，来自洞庭东山的席正甫似乎更懂得“一阴一阳谓之道”，这位在社会生活中相当低调的金融大鳄，刚当上汇丰银行的洋买办，就做成了200万两白银的大单，清政府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借款，年息8%，分10年偿还。从此，席正甫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参与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贷款，从中获取了丰厚利润。

席正甫在上海滩率先开展拆票业务，这种无需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让上海滩的中小钱庄、票号的融资能力大大提高。以自身信用出具远期汇票，以庄票抵押向汇丰银行短期融资，钱庄、票号们做着以小搏大、以少赚多的资本梦想的时候，汇丰则脚踏实地一方面吸收巨量低息存款，一方面通过向钱庄、票号拆票来获取丰厚存贷利差。

此次看似普通的金融创新，实质上使汇丰逐步具备了控制本土金融机构的能力，进而衍生出对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逐渐显露出“中央银行”的某种派头。

胡雪岩在生丝问题上挑战洋行，而这些洋行恰恰就是汇丰背后的股东，这一次胡雪岩面对的对手已经不再普通，正如李鸿章的感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汇丰使用已经能够制造货币供应短缺的能力，引发市场银根紧缩，导致生丝价格渐次走低。胡雪岩的资金链被外资银行越拽越紧。

作茧自缚

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是其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作出的重要贡献，即便是在今天，在我国的西北地区，还有许多百年以上树龄的粗壮柳树，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左公柳”，相传就是湖南人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时，为沿途荒山秃岭增添的绿色。大军西进面临军费困局，胡雪岩策划并经手从外资银行前后借款6笔，总借款额1595万两白银。

让后来人匪夷所思的是，这6笔借款最关键的年利率，竟然既没有大清朝廷的严格监控，也没有与国际通行借款年利率对标分析。更令人吊诡的是，如此大额的国家借款，胡雪岩可以轻而易举的通过上浮年利率为自己谋取私利，更可怕的是，一个秉承“诚信”原则的徽商还就真的这样做了。

当时国际金融市场的借款年利率，一般在3%—5%之间，而这6笔借款，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年利率在8%—10%之间，而胡雪岩上报大清朝廷的年利率，则在9.75%—18%之间。涉及1595万两白银巨款的高额利率差，就是胡雪岩的浮报所得。

如果再加上胡雪岩在借款过程中，收受的外资银行“合理”支付给他的“佣金”，以及胡雪岩对明显高于国际通行标准的年利率的“寻租空间”。在大清日渐衰老的过程中，胡雪岩通过游走于正商两界，利用战争这一最耗费金钱的机会，为自己谋划了大量不义之财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败局打下基础。

对手围剿

胡雪岩在清末历史舞台的闪亮登场，早已被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密切关注了。这一次，李鸿章的高徒，与胡雪岩有过多次交手的盛宣怀准备出手了。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负责新疆平叛6笔借款的全部事宜。根据大清朝廷的还款流程，先由各省按期将款项统一汇到上海，再由上海道台邵友濂汇总后，转入阜康钱庄，最后由阜康钱庄支付给外资银行。

上海道台邵友濂虽属此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管辖，但却是李鸿章人马，盛宣怀要求邵友濂拖延一笔80万两白银的款项，要求20天之内不入阜康钱庄。

为了按期还款，蒙在鼓里的胡雪岩便通过他的阜康钱庄，东拼西凑垫付了80万两。曾经和盛宣怀在全国电报系统建设中败北的胡雪岩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次失败竟然埋下了全盘败局的“定时炸弹”。掌控电报系统的盛宣怀，对胡雪岩的资金调动了若指掌。只等80万两白银离开阜康钱庄，一场挤兑风暴随即袭击全国的阜康钱庄。

阜康钱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倒下，大病而亡的左宗棠也难施援手，接受举报的大清朝廷派员抄家，曾经显赫一时的胡家大院一派萧瑟。创造了金融奇迹的胡雪岩，在内忧外患的局里，带着郁闷与愤懑撒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