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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份两会结束开始，先写了“信仰之奢”，之后写了“信任之实”。三姊妹中的还有一篇关于“信用”的，耽误了很长时间，今天要让这三姊妹团圆了。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与“之奢”、“之实”相对的词儿，就用“之美”吧，知道不是很相称的，权当将就吧。

信用，字面意思是“能够履行诺言而取得的信任”，现在这个词最主要的意思和英语的CREDIT一样。主要表示“按时归还债务”的意思。比如常说的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等等。

2003年厉以宁先生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时，提到信任和信用可能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情。信用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没有信任，就不会发生商业的、经济的往来，甚至普通的交往也不会有。信任的缺失威胁着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威胁着家庭关系的稳定，威胁着国家的长期利益和健康和谐的发展。

有学者研究表明，假如对整个国家层面的诚信进行计量，诚信值上升1个标准差就会带来超过0.5个标准差的经济增长，它可以促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融合，增进它们的利用效率，甚至带来政府腐败的降低。

我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在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就达到8536亿美元，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现在有数据报道说已经超过了1.8万亿。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成功显著，另一方面说明我们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信心。但随着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我们警惕因条件恶化而带来的信用风险，这不是简单的信任问题了。象今年两会结束后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坦言，我们对购买的美国国债表示担忧，希望美国政府保持信用，不让美元大幅贬值。随后，美国财政部和相关政府官员表态说，美国国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了。当然，这种话不能全听，因为很多时候，人也会做不了主的，人是会被推着走的了。难怪，2008年底听说，北京很多使馆门前大家排着队办签证，为的是到国外去讨账。

除了国事的信用之外，我们企业与企业之间一样的，很大程度上要靠信任建立起来的信用关系来维持。想想过去我们经常提到的“三角债”，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到经济不景气时，信用关系就经受着更大的考验。自2007年以来，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概不赊账，现钱现货交易。所以，金融危机也被称为信任危机。没有了信任，当然就会没有了credit ,就没有信用的了。

除了国家、企业之外，还有个人的信用。有的人，本身就是一个credit. 这不，他的一个签字，一个印章，那可就是真金白银的啊。而有的人就不同，他没有钱，困难时也借不到钱，再写一大推保证书、押上自己的手摸，也无用，也借不到一分钱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不是信用本身的问题，而是信任的差别。能签名换钱的，背后一定有公司、有政府，这是他的信任的来源；而一介布衣他可能什么赌没有，既没有房子可以抵押，也没有什么关系可以冲抵，那当然贷款借钱不到了。即便他是一个博士！真是遗憾，博士就不可以被看做是房产和车产，也不被看做是某种成长股权，而硬生生地强化这个社会世俗的一面！

有趣的是，在由于信任而不能获得信用的（博士不能当作一种软资产被看重）同时，信用卡和信用卡营销却在街头巷尾飞舞。“不用任何抵押，拿身份证便可办理”的信用卡，目前是大多数银行包括中工建农四大柱头的主要营销产品之一。银行销售员，不知是正式员工还是临时请来的，除了在街头摊位上推销之外，还可能经由你办公室的某一个同事的某一个熟人或亲戚什么的，突然出现在你的办公室里，拿着一沓卡连同一大把表单挨个挨个地让你填写，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细看这些合同协议之类的条款，就会随大流地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填上自己的名字。几天后，你就可能收到来自银行的信函了，这是一封带着办好的卡的恭喜的信，说恭喜你成为了我们尊贵的客人了。尊贵归尊贵，但如果你带着这份尊贵的荣耀顺手把这卡塞进已经很多卡的钱包时，其他什么都不主动地问问什么，那你就错了，虽然不是什么大错特错。因为，很可能这个银行信任卡销售员不会主动告诉你一些关键的细节，结果双方都不主动，就一定会出现一方或双方的被动。半年后，你的手机上会有这个银行的提示，说你欠了260元钱，请在什么时候要还清，如还清了，就不要理睬本信息了。你咋一看这信息，可能会“蒙查查”的。因为前面提的“不主动”的后遗症果然如期光顾的了。那么，现在你还得问这是怎么回事，否则，又过了一年之后，你的手机上又会出现另一条类似的短信，说你欠了520元了，并且，为了保证你的权益，银行还特意把这个什么透支功能给取消掉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你怀疑吗？因为它就发生在本人身上，本人非生意人，很少用很多卡，更不习惯于用什么信用卡，所以在持卡两年之后没有刷过一次，但“管理费”你得交清啊。我也本不是不想交清啊，只是没有“主动”问，别人也没有“主动”的告诉你，再说干嘛要主动去告诉你呢？信用卡是好，可以透支几千上万的，没带钱时可以用急，可以避免尴尬。但信用卡主要凭签名就可以刷刷消费，很多还不需要密码的。这其中的漏洞我不知道会有多少，有时候我也不去想，我是想不清楚的，但至少练字模仿的培训课程会更有市场的了。

当然，这里还牵涉到另一个问题，constitution的问题，即我们的产品创新一定的跟我们的制度建设匹配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企业也好，个人也罢，总会干出一些一厢情愿甚至会添乱的事情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信用制度建设迫在眉睫。虽然好多年之前，有的银行就在提倡要建立公民和企业的征信制度，但不知道哪一步了，也不知道现在在运行了吗？具体一点来说，如果我的银行还款不及时，，那么，会影响我下一步的贷款什么的吗？假设我犯了这样的错了，我又应该怎样来弥补以至于不影响以后的“信用”形象呢？暂时没有答案！这说明我们很多的制度建设是落后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践的。

刚才说了信用的基础是信任。但要获得信任也是需要成本的。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国家也如此。员工要获得上司的青睐，家庭成员要获得亲属的理解和支持，哥们要获得圈子里朋友的认可，企业要获得银行的贷款和行业认同，产品要获得顾客的追捧，国家要获得世界的认同和支持，无不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那么如何获得上述各类“信任”，显然，是要付出成本的。否则，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也就要大打折扣的了。

根据Francis Fukuyama的理论，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竞争能力取决于唯一的深层文化因素：社会公众信任。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信任水位”在国民经济繁荣中所起的作用比自然资源更为重要。Arrow(1972)写到：“实际上每一笔商业交易本身都具有信任的元素，任何跨越一定时期的交易更是如此，世世界上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都可以用缺乏信任来解释，是有些道理”。福山Fukuyama，1995）年《信任：社会的美德与繁荣的源泉》将德国和日本的繁荣社会与意大利和中国这种“欠信任度”的欠发达社会做了比较（Bhide, 2004）。

就此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中国还落后？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在付出相同劳动的情况下在美国的话他的收入可能会是在中国的数倍？

那么，中国社会的“社会公众信任水平”到底如何呢？我们透过三鹿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南京冠生园月饼事件、啤酒甲醛事件等等，可窥一斑。我们有时候真是纳闷：我们还能对什么产品放心呢？这些说的都是社会公众对于企业的不信任了。其实，对企业不信任的背后就是对政府监督部门的不信任。政府的反腐风暴一度席卷那些与房地产圈保持着某种暧昧关系的权力角落。越来越多与房地产有关的腐败事件败露，使许多手握重权的地方高级官员接二连三落马。尽管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已是不言自明的一种潜规则，但存在于房地产领域的腐败现象或许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这不，经常有报道称某某官员与某行业大亨有利益瓜葛、提供保护伞，从中获得让咱普通老百姓难以承受之重的好处，等等。说到底，这也还是我们的制度建设的问题。

信任联系着制度，信任与制度是一对孪生姊妹。制度总是一环扣着一环的，“信任”这天使带着人们期望的眼神，就在这些环上一环套着一环的传递着。只要制度脱节，信任的“天使”就会摔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