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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去年某个群体大幅加薪，就不会有持续的物价飞涨。要不是物价飞涨，企业低工资，也许成不了新闻。”
面对下面这一则新闻，同事如是说。
2008年1月20日，许多媒体的醒目位置，有这么一则新闻：铁通员工因为十年盼不来涨工资，上书国资委求援，引来广泛关注。铁通员工说：铁通的工资太寒碜了，上面应该重视这个问题。”物价飞涨的今天，铁通公司员工向国资委发出了呼吁。
也许，同事的观点有些偏颇，但，在同情铁通员工的同时，我们不能不冷静思考，除了铁通，还有多少群体在拿着可怜的低薪。
看到许多做公务员的在网上留言，直呼收入没有企业高管高。这样的留言往往会招来一通痛骂，原因很简单：对比的对象发生了偏差。
高管只是企业中间的极少数人，而多数的职工，即使是所谓的垄断企业，普通职工又能够领多少薪水？
我们不拿大城市做比较，如今，全国的二线（地市级）一下城市，职工工资在1000元左右就应该是不错的工资水平，很多个体私营企业，包括通过改制后成为私营、股份制的规模还不小的企业，普通职工的工资水平也绝对不会达到当地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三分之二甚至一半。
对于低薪，有关部门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可是许多措施的制定是直接针对国有企业。不仅要问，如今的国有企业，除了税收，职工人数能够占到全国总职工人数的百分之几？而且，即使是针对所有企业的政策，到了占绝大多数的私营企业那里，又有什么强有力的措施来保障执行？
去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说，为此，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采取五项措施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促进劳资和谐。这五项措施包括：一是推动落实最低工资指导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物价等情况，调整、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切实维护低收入职工的报酬权益。二是进一步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企业工资共决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确保每个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三是加强政府监管和服务，为企业通过集体协商合理确定工资水平及其增长提供参考。四是加强对企业劳动定额和工时等劳动标准的管理工作。五是推动落实艰苦岗位津贴制度。
五项措施实际上并不可行。推动最低工资指导制度一年来，铁通这样一个颇具知名度的企业就没有执行，更不敢想象其它个体私营企业如何会严格执行。建立工资协商制度，无疑让绵羊和老虎讨价还价，当前“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地位严重不对等，前者对后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后者却对前者拥有绝对的“生杀权”。如此，如何确保协商能够真正进行并收到效果。
至于政府监管，更是一句空话。得罪了企业主，税收、政绩、工资都到那里去寻找。不说监管，好多地方还出台了到企业检查必须通过当地政府同意的规定，这些本来是为企业营造良好经营环境的举措，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政策的落实力度。长期劳资关系不平等所造成的劳资利益分配不公正的积弊性“怪圈”，必须要依靠强有力的管理依法介入才能打破。否则，“涨工资”就很容易沦为“走过场”。这是政府无法推卸的行政责任所在，是法律无法替代的。但是，有多少政府部门在实实在在的关注，介入。我不知道，如果让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和当地工人的工资收入挂起勾来，执行平均工资，职工薪水过低这一老大难问题还会不会成为问题。
铁通的员工在上书国资委的信中指出：他们希望国资委重视的，还包括公司干部与基层员工的“巨大贫富差距”问题。“上至省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下至地市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都挣着每年30万-10万不等的年薪！一个中央企业，工人与干部间的收入差距竟然达到10倍-30倍!”
“如果把公司经营得很好，他们获得高额报酬无可厚非，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位批评铁通现状的人士认为，干部领受高工资，是分配不公，是瓜分国有企业的资产和收入。也许，人们不难看出，这段话的潜台词，即使是铁通，也并不都是低薪。
企业高管高薪也是他们对普通员工低薪视而不见的根本原因。如果向80年代以前的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实行同薪同酬，所有的问题就不会成为问题。
2008年1月18日上午，陕西省十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毛新元政协委员建议将职工工资增长列入主要经济目标。他说陕西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1.8％，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6％，而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仅为6％，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这个涨幅程度还要低。职工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一线职工与管理者的工资往往差数倍甚至10多倍。
做为职工，应该感激毛委员的仗义执言。
据媒体报道，为了全面提高中央企业的竞争力，国资委2008年将进一步完善企业收入分配调控的思路及措施，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知情人士表示，央企职工的收入制定，将更趋向于市场化。
我们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应该把眼睛睁的大一点。要看到，中国，不是只有那么少数几家国有企业。
普通企业的薪水问题，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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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太吉再怎么忽悠也成不了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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