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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书里的经济学看上去似乎很简单，但看着看着，一个斗大的问号也随之而起，现实世界是多么的丰富繁杂，等号左边的这几个变量在简单的加减乘除或微分积分之后，真的能等于等号右边么？在这些经济学公式中，真的可以忽略所有的其他变量？

　　相对而言“需求曲线总是向下”这类论调似乎更合乎经济学的本质，因为你没办法给出确切的需求曲线，不可能知道它是直线还是曲线，也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斜率。但你总可以大致上对此做一个描述吧。

　　在没办法把真实世界抽象为简单的数学模型之前就用上数学总令人感觉很可笑，就好像用激光测距仪去测量言情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有多深一样，更可笑的是负责测量的人还为了小数点后应该精确几位而争得不可开交。

　　幸好这时我们发现了另一种经济学，一般称之为古典经济学，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代表，令人高兴的是书中几乎没有数学。该学派最为人所知的一个观点是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中心思想是说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自由市场，它会把一切都管理得很美好，不用我们再去多操心。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假设你花了很大精力去研究一门学问，到头来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这玩意儿根本用不到我，它自己就运转的挺好。此时你会怎么办？你只能号称自己是这行的专家，如果没有你国家的经济将会一团糟，这样别人就会时时想到要找你。如若不然，你之前的研究投资不就白费了么？自己的饭碗也砸了。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亚当•斯密虽然极力鼓吹不干预的自由市场，但他自己却当上了苏格兰海关专员和盐税专员，按照他的理论这两个部门都是对自由经济的干预，但这两个部门在任何时候都是肥缺，自己的理论和个人经济利益有冲突的话，还是个人利益来的重要些。好在斯密并没有因为当上了官就开始鼓吹政府干预，就这一点看他还保持着学术的独立性。现在的经济学家就差得多了，都在宣传政府管制，言下之意很简单，如果真开始管制了，自己总能当上个顾问什么的吧。

　　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

　　在亚当•斯密那会儿经济学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学科，此后的经济学家们极力想把经济学搞成一个正正规规的学科，然后往大学里塞。一个从无到有的的过程总是很艰难，简单的办法是进行模仿，经济学明显不能模仿神学，虽然“看不见的手”这类论调似乎和神学挺接近了，但经济学里毕竟没有上帝的位子；也不能模仿艺术，经济学虽然会考虑人们的偏好问题，但一般而言并不关心人们的情感问题；剩下来那就只能模仿科学了，18、19世纪的欧洲物理学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所有地球人都看出物理学的发展伴随着技术的进步给大家带来的切实的好处，模仿物理学应该是个好主意。此外当时机械主义的哲学观占据上风，自然而然的人们也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一部大机器，只不过这台机器的零件特别多罢了。同时，经济学家也渴望像物理那样通过少数几个简单的定理就能推导出整个学科大厦。

　　从此以后的经济学中出现了很多“物理”名词，简单举几个例子，购买力（purchasingpower），指的是单位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很明显这是模仿功率（power）的定义，功率是指单位时间内所能做的功。购买力可能翻译为购买功率更为恰当些，不过“力”同样也是物理概念；经济周期或者说经济波动，这纯粹是模仿物理中的各类波而言；消费的刚性和需求的弹性，这两个感念听上去就像是在讲解弹性力学，在研究弹簧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经济学还喜欢研究各类均衡的概念，在热力学中，你把一杯开水倒入一杯冰水，最后变成一杯温吞水，这就是均衡。

　　经济学在各类模仿中，最大的模仿便是试着将各种数学引入其中。在马克思那会儿，懂微积分的人毕竟不多，所以他的资本论仅限于小学里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他那套剩余价值的公式不知道害了多少人，这公式只传递了一个意思：本该属于你的东西被夺走了，所以你要通过暴力手段再夺回来。如果用文字来表达，工人们估计会听不懂，所以就麻烦了，如果用公式来表达，那工人们肯定听不懂，所以就好办了，只要告诉他就是这个意思即可。

　　至此，经济学已经把自己从头到脚用自然科学的语言包装了一番，于是就有了十足的理由开课收徒，并在二十世纪中叶转变的更为彻底，当时瑞典人在盘算着把经济学加入诺贝尔奖之中，但遇到无数反对声，人们普遍不认为经济学像科学，很多经济学家想：那我们就把它弄得更像科学！于是此后的经济学论文，各种新奇的数学公式满天飞，让人第一眼看上去无法分辨是物理论文还是经济论文。结果也确实如此，得奖的经济学家中很多人其实是数学家，这也好弥补了诺贝尔奖没有数学的遗憾。顺便提一句，诺贝尔奖没有数学是因为诺贝尔本人同某个数学家有私仇，临终前仍然无法原谅。

　　观察者能否不影响被观察对象？

　　我们已经谈了经济学对自然科学的模仿过程，但将自己标榜为科学的一支，其本质并不会因此而变化。经济学同自然科学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自然科学中观察主体的意志和被观察对象的行为之间是完全独立的，牛顿绝不会说：我希望引力常数更大一些，这样地球和太阳就更近，于是冬天就不会太冷，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也就不会受冻了。但每个经济学家都直接或间接的号称自己的理论一旦付诸实施，老百姓的日子就会更好过一些。经济学家连现实世界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就开始妄图改变社会了。同时也说明了一件事，经济学家同研究对象之间互相无法保持独立性。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确实会因为极少数人希望他如何，它就会如何，看看金太阳统治下的朝鲜便可见一斑。虽然经济学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期望一下总是可以的。

　　经济学模仿物理并不到家还表现在，它总是模仿19世纪之前的物理学，可能到了二十世纪经济学站稳了脚跟就用不着去模仿了，但恰恰是二十世纪的物理学让我们能更清晰的认识世界。量子力学中有个最为著名的概念叫做“测不准原理”，这个现象并不复杂，我们用以观察客观世界最主要的手段是去“看”，所谓的“看”是指通过光线的反射将客观对象的性质告诉我们，一般来说物体A不管你“看”它多少次它总是物体A，但到了量子的世界就不同了，说到底“看”指的是某些光子被反射到眼中，电子或更小的微粒一旦被“看”过，它原有的性质就改变了，因为光子相对于它来说已经太大了。

　　或者用通俗的例子来说明，孟姜女嫁给万喜良主要是因为自己在后花园抓蝴蝶的时候整个手臂被对方看到了，裸露的手臂被男人看到并不影响自己的生物学性质，但在礼教下此时的孟就不再是纯洁的了。这个例子说明了，人与人之间可能以你想象不到方式互动，而且观察者时时刻刻都参与其中。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所以就必须考虑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任何研究或报告或多或少都在影响整个经济社会。

　　不能证伪的学问

　　第二，在物理学中给定了初始状态就能通过理论求出最终态。其实物理的探索过程正好相反，物理学家先发现如果初始状态一定，那结果也一定，于是才找到了一套不变的理论，最后再用这套理论来预测事物的发展。经济学家也希望找到这种理论来预测世界，但经济世界里绝不会发生完全一样的初始状态，自然也不可能发生完全类似的最终态，这就破坏了科学概括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个明显的好处，科学要紧的不在于被证实，而在于能被证伪，任何一个理论应该可以被任何实验室的事实所推翻。但经济学里找不到这样一个实验室，这也就注定了经济学无法被证伪。凯恩斯说要刺激经济很简单，只要增加政府支出即可，甚至于出钱雇人把土挖开，再出钱雇人把土填上，经济就活起来了。这种论调现在似乎不受欢迎了，但当初各国政府可都是按照凯恩斯主义在做，同时经济也是飞速发展中，你又有什么办法说他肯定错？

　　理性的失败

　　第三，在所有科学中，理性被证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经济学研究中，理性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值得怀疑。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一位理性的聪明人和很多人一同参加某电视台现场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每人从0-100这些数字中挑选一个，并被告知所有数字最后会被取平均值，最靠近该平均数的80%就是得奖者。假设所有人的平均数是50，那么你选择40（50的80%）就能得奖。但如果大多数人选了40，则32（40的80%）就会是得奖的数。这位理性的聪明人很聪明，稍加思考就计算出了整套系统的纳什均衡点，该均衡点就是“0”，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大家选的数会越来越小，最终趋向于零，因为“0”是唯一一个等于自身80%的数，到那时候所有人都是获奖者。问题是，他即使足够聪明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整套系统了如指掌，他仍然没办法使得自己的获奖可能性提高。如果他一开始就选择“0”，那注定会失败，因为别人没他这么聪明；另外他从理论上就不可能知道经过多少轮之后，才会达到纳什均衡点。很不幸，这位聪明人所面对真实世界比这个小小的游戏复杂不知多少倍，参与的人也更多。由此我们也看到，理性在帮助我们征服大自然方面出了很大的力，但理性无法预测不同层次的理性互相作用并导致的结果。这也就是你经济学学得再好，也不见得炒股能赚更多的钱的原因。

　　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讲牛顿的，谁都知道他是经典物理学的集大成者，但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个股民，当年英国有个叫“南海公司”的，非常善于炒作概念，因为在当年人人都知道做海上贸易是富得流油的事情，于是它就自称首先开拓了拉丁美洲的海上贸易，同时公司的头脑们同政府的关系也很好，不管提出什么要求一般政府总会同意，外加它对外宣布公司的红利每年都有10%只会多不会少，一时间它发行的股票大涨。牛顿便也按耐不住加入其中了，和所有新股民一样，牛顿在刚介入那会儿赚了不少钱，但落袋为安的思想使得他很快就套了现，接下来股票仍旧是不停的疯涨，直到涨了800%之后，他老人家终于坐不住了，把钱都压了上去，结果他都是在高位吃进，接下来股票狂跌，一下亏了20000英镑，把牛顿弄得无比郁闷。据传他还说过一句话：我能计算天体的运行，却不能计算群众的疯狂。当然这句话也就是推卸责任了，因为他自己就是疯狂群众的一分子。直道最后人们才了解到，这个“南海公司”根本就没有开展过什么像样的业务，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当年英国海军已经能称霸世界了，但拉丁美洲还不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南海公司根本分不到一杯羹。由此可见，在经济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在你所能考虑的事件之外，绝对不会有简单的方程式可用。即使参与者无比的理性无比的聪明，胜算也不会高到哪儿去。

　　虚无缥缈说均衡

　　第四，宏观经济学上的均衡是不可能达到的。均衡的概念在经济学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大致意思是说无节制地追求私利将自然地导致资源的最佳分配。每一个公司都在边际成本等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上进行生产，并且每一个消费者都购买其边际“效用”等于市场价格的总商品量，这时就达到了均衡点，在这点上所有人的利益将是最大值。

　　可这种想当然的理论，对经济周期却没有解释力。如果你再追根溯源的话，你将发现所谓的经济学上的均衡完全是模仿热力学第二定律，该定理也不复杂，讲的是任何一个孤立系统，其熵值总是增加的，所谓的熵是指系统的无序程度。假设你去火锅店吃鸳鸯火锅，锅被一个挡板分成两块，左边是辣的右边是不辣的，一旦你把中间的挡板移走，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之后，整锅会比原先右边的辣，比原先左边的淡。整个系统从原先的有序变成了无序，即使经过无限长的时间也不会恢复到一边辣一边不辣的状态。高温物体和低温物体放在一起就会达到温度平衡，世间万物莫不如此。但这一理论推广到全宇宙就会出错，宇宙中不同的星有不同的温度，有些炙热如火，有些寒冷如冰，已经经历了整个宇宙的时间，他们还是如此，而并没有表现为相同的温度。

　　经济学中确实有很多微观例子来证明无效率会转变为有效率，于是就有人认为最优的市场配置方式会在社会中自动传播，最终所有人都达到最优的状态，但我同样认为一旦把它推广到整个社会就必定会出错。

　　不久前笔者看到一个有趣的实验，说某组科学家找来了一窝蚂蚁，这些蚂蚁的数量成千上万，在距离蚂蚁窝等距离的两个点上放置了完全相同的食物，按照传统想法对于数万蚂蚁来说，去任何一个点取食的概率都是相同的，因为实在看不出两堆食物有任何区别。但结果却非如此，去任何一堆食物取食的蚂蚁数量会大幅震荡，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略微靠近50比50。甚至在少数情况下，很短的时间内就会从45%上升到65%。最关键的是，整个系统从来就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正在慢慢靠近50%。

　　如果只放一个蚂蚁出去取食，那确实它到任何一点取食的概率是50%，可问题是蚂蚁之间会相互交流，就像人之间会互相交流一样，只不过它们的语言不同于我们的语言，任何一只蚂蚁在取食途中会接触到无数信息，这种信息交流有时候会强化、有时候又会弱化某蚂蚁当前的行为。一般而言，不管是蚂蚁还是人类，受别人影响的可能性远大于自己独立理性的思考。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证明的，即使你保持了独立理性的思考，也并不意味着胜出的概率更高。也就是说，在描述社会群体的行为时，将个人行为简单的扩大注定会失败。

　　如果以上说的还不够清楚，那有一个简单的模型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舞台就好比是一张台球桌，我们就是桌上的球，经济学家学会了物理学家的某些技巧，比如研究复杂系统要从简单的现象入手分析，于是经济学家先观察一只球在桌上的移动方式，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了很多规律，比如球撞到边沿会反弹之类的，用这套理论他甚至能预测该球的运动轨迹了，于是他很高兴，立刻宣布该理论自动适用于拥有一群桌球的社会经济领域，因为不管单独放入哪一个球，他的理论总能很好的解释。但当球的数量迅速增多之后，球与球之间的碰撞便成了主流，甚至于有些球一辈子都不会和边界发生碰撞。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些球或这些人一辈子都在做着无效率的事情，于是非常看不惯，便开始著书立说加以反对，不料却招来了破口大骂，如果去任何一个网上论坛看一看，关于经济学家的评论有超过80%都是反对声。经济学理论中的世界和真实世界差距太大，它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贪官竟是救世主？

　　为什么说贪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于经济学家。贪官的作用同凯恩斯所说要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刺激经济的原理完全一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1929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当时的萧条和我们现在理解中的经济崩溃完全是两回事，没有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政府甚至希望商家把商品的价格定高，按照政府要求进行高定价的商家还能得到政府颁发的“蓝鹰（blueeagle）”徽章，罗斯福总统在“炉边闲谈”中号召大家去挂有蓝鹰徽章的商家消费。商家不愿意涨价，是因为便宜都卖不出去，何况涨价。凯恩斯很正确的看出，这时整个社会处在总需求不足的状态，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让政府大把大把的花钱，把钱花到老百姓手里，老百姓有了多余的闲钱，那就自动会去消费。政府雇人挖土再雇人填土结果就是把钱作为工资交给了工人，于是他们就会去花钱，就提高了社会总需求。这套理论在当初很有效，后来慢慢无效是因为政府花钱花上了瘾，就像吸毒一样需要越来越大的剂量才会感觉爽，此后的经济萧条才会伴随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中国贪官在八九十年代的作用与此类似，经过困难时期的中国人一大特点就是什么钱都不花，即使是必要的钱也不愿意花，因为工资是死的，乱花钱以后可怎么办？贪官直接的作用是把国家的钱交到了别人的手里，但这种因素影响还不算大，更大的影响在于它做出了一种敢于有钱、敢于花钱的作用，使得每个老百姓都觉得尽快有钱、花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八十年代末的大学生还流行所谓的“理想主义”，喜欢念诗、喜欢看哲学、喜欢思考诸如“什么是绝对的存在”之类的问题，在1989年为了理想主义做出最后一次绝望的挣扎并彻底失败之后，大学生们终于开始一心向“钱”看了，识时务得投入经济发展大潮之中，否则的话，这帮人不知道要看“尼采”、“萨特”看到哪年哪月。相对于贪污浪费而言，众多年轻人把时间精力花费在思考虚幻的哲学之上才是最大的浪费。但凡事有一个度，目前的贪污腐化行为和公务员的高待遇反而将年轻人都吸引去考公务员，这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