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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富豪总是出事
时间：2010-12-21　　新闻来源：
作者：文/见习记者 梁利华 

 　今年5月21日，我回老家哈尔滨探亲经过省法院和省委，无意间看到在这两个地方聚集着上百人，他们拉着白色条幅，上边写着：严惩雇凶杀人犯亿万富翁信恒老板王文襄。当时很疑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王文襄是何许人？出租车司机解释说：“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从外地来的？王文襄可是个大老板，让他手下把生意伙伴给绑了，焚尸灭迹，一审被判死刑，今天好像是二审开庭，有人说他死不了，人家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有的是钱，看法院怎么判吧。

      今年8月初我来到《方圆》做实习记者后，立刻就想起这个案子，然后奔赴哈尔滨采访。

　　“我们谈点别的，现在不谈这个。”我第一关采访王文襄的辩护律师孟繁旭时，就遭遇了红灯。后来询问当地媒体说此案很敏感，各方面基本不接受记者采访，见报的内容均是统一口径后的通稿。

　　采访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防火防盗防记者。”后来，还是有一些好心人帮忙，通过几天的走访，王文襄案全貌已经清晰，此案争议的焦点也从孟繁旭律师主页上的二审辩护词全文中了然。其实，王文襄雇凶杀人案带给我的不仅是采访遇到麻烦以及王文襄最终能否执行死刑问题，更多应反思的该是当下富豪企业家们与其生存的体制空间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2010年出事的富豪

　　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光环加身，再到身陷囹圄，这是某些富豪企业家的人生轨迹。

　　王文襄即是典型的例子，但不是唯一的例子。

　　董金德案可以说是雇凶杀人案的河南版本。今年59岁的董金德是南阳市建设工程公司总经理。7年前，南阳市建设工程公司副总经理袁保庆被持刀歹徒捅伤后因失血过多死亡。今年5月，袁保庆被伤害致死案件告破，凶手系全国“打黑办”列入“黑名单”的南阳白玉岗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成员，雇凶者则是董金德。5月6日，董金德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董金德交代杀害袁保庆的原因竟是“因为袁保庆带头举报我”。

　　人称“杀人董事长”的湖南张家界大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大坤杀人案更是令人发指。2008年8月19日，因经济纠纷而产生怨恨，将张家界广和集团董事长郭国钢杀害；2008年7月7日19时许，将多次向其讨要工程款的倪为宽下安眠药后宽杀害并碎尸。2008年5月30日，陈大坤发觉自己被严桂兰骗取了工程中介费，将严桂兰骗至一出租屋杀害并碎尸。2001年10月30日，陈大坤以向战友郑长清偿还20万元借款为由，请郑长清吃饭，将郑长清下药迷晕后带至出租屋内杀害并碎尸。今年7月20日，张家界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非法拘禁、私藏弹药罪判处陈大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作为山西首富的山西金业煤焦集团董事长张新明突然“失踪”，引出议论纷纷。张新明曾因太原市商业银行原行长吴元一案受“牵连”被撤掉省人大代表资格。今年张新明只干了两件事，一是大规模进军证券市场，一是向境外转移资金。因涉嫌骗取出入境证件，9月27日，被河南省公安厅通缉。

　　越来越多的富豪牵扯进入暴力犯罪，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怪像：过着奢华生活的他们，并不存在生活所迫的问题，为什么还是会出事？

　　采访王文襄案回来以后，我根据自己的思考，也与一些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进行了探讨。而其中曾经发布过《2009年企业家犯罪调查报告》的律师王荣利对此提出了一些见解。

　　《方圆》：为什么富豪牵扯进暴力犯罪的这么多？

　　王荣利：在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市场不规范甚至一定程度的混乱情形。比如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市场地位问题，对国有企业高看一眼，而对民营企业则另眼相待；市场公平问题，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机关领导干部，往往有意无意地歧视民营企业，在有些领域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等等。市场不规范，企业家自然也就会无所适从，只能各行其是，各显其能，适者生存。而企业家各行其道，各显其能，想方设法，就很有可能触犯法律的底线。

　　《方圆》：可是我国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已经相当完善，为什么起不到震慑作用？

　　王荣利：刑法中有120多条单位犯罪的罪名，大多都与企业或者企业家有关。法律是没有问题，但执法有问题。有的地方、有的机关或人员执法不严，甚至选择性地执法。同样的行为，有些人实施了并没有受到法律追究，而另外一些人却会被认为构成犯罪要承担刑事责任等。法制不规范，也会使企业家无所适从，企业家不得不“赌”，或者不得不“碰运气”，这无疑增加了企业家的法律风险。

　　《方圆》：“赌博”也要有诱因，是因为“钱多”才“事多”么?

　　王荣利：有这个因素。提到仇富，总是说到老百姓，其实，政客官员也会仇富，并且会动用公权力从富豪、企业家身上捞得好处。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富豪犯罪背后的核心词都是利益。你这个文章中就提到，“王文襄之所以对钟益师下毒手，是因为钟益师是拿‘阴阳合同’去法院告他。”其实双方都知道“阴阳和同”违法，但双方都抱有侥幸心理，一旦产生纠纷，原本给双方带来利益的“阴阳合同”便成为互相博弈的“利器”。

　　《方圆》： 有没有其他因素？

　　王荣利：我认为这里面也有富豪的个人素质问题。许多落马企业家都存在着一定的人格问题，主要表现在诚信方面。

　　《方圆》：这个的确是，王文襄便是典型的例子，他始终未能履行与钟益师之间因建筑承包合同所引起的债务关系。

　　王荣利：除此之外，还有法律意识低下的原因。许多企业家既未受到过法律教育，也未接触过法律的实践，更无敬畏法律的传统，甚至还从社会上或者受某些人的影响形成不正确的法律观念。所以他们很难对自己的各种行为在法律上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和判断，自然加大了法律方面的风险，其表现为滥用暴力。

　　《方圆》：采访中有个细节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王文襄在让其手下绑架钟益师时就说：“钱不是问题。”在法庭上，他依然想用高额赔偿来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王荣利：这就是法律意识低下的结果，他们就是认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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