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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下半年，北京认证市场遭遇重创。多年的累疾一夕爆发，一些扎根不牢的机构直接被断了头，来不及呻吟便灰飞烟灭。受影响最深的当然是已经报名交费学了一半就被莫名其妙换了教室的考生。数月之后，怨怒之声仍在。07年部委合并之前，行业准入制度曾经有过一段被观望的时期，就在那年三月，人力师报考突然井喷，奠定了此后的泛滥局面。在此两年前（2005年）就拿到证书的人有很多已经走上了人力资源总监的岗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至今还感慨早迈一步是多么重要。

     去年在劳动局讲高人力的时候，遇到了以前的同事，她是第二次报考，愁容满面。我对这种表情很熟悉，当年还给它起了一个别称：忧优症。这种症状并不是她的专利，在大多数职场人身上都有。比他们更有代表性的是常常站在前面口若悬河的人，每年在高企培的评审现场都能见到口齿伶俐、思维敏捷、神色傲慢的高管考生，他们表现得自信满满，而在演讲结束时，那个表情又出现了。

     我见过很多自信的人，独具慧眼的投资客、秀目藏针的企业家、神经兮兮的艺术范、英美法德的金银归，还有富可敌国的商业巨子，开展国际合作以后，对国外科学工作者的行为方式的观察填补了另一块空白。不过，我不认为真实的自信和这些有关。在我看来，真实的自信并不是来自于信仰、骄傲和暗示，而是来自“知道自己正在持续前进的途中”的认知。

     在2009年中国首届CLO高峰论坛上，几个老总围坐在一起，慨叹生存的艰难，其中的一个谈起他是如何通过调整产品结构争得软件行业的一席之地。秘书长见缝插针，大谈蓝海战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主题从王传福的比亚迪一直延伸到陈志列的研祥。

     这是生存的话题，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生存话题。

     大多数人找工作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生活。这和标准有关，有的不接到人力资源部的解聘电话就很高兴；有的乐衷于午餐时和老张聊聊孩子，和老李谈谈NBA，再和小刘说说商场打折；有的在醒来时想到自己有独立的办公室，还有人汇报工作就很满足；有的兢兢业业，一年收个几十万，能带着家人来场自驾游便会充分幸福；有的能力卓越，拿着百万年薪，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换一部高端高配的车子……这一切构成了层次分明的社会。

     收入多寡不能充分决定幸福指数的高低，钞票不能创造未来。但是有样东西和未来有直接关联，这就是绝对优势。

     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不如自己的，另一种是比自己高的。近些年来，某些社会风气扩大了第三类人：和自己差不多的。现在这类人构成个体生存的主要环境，此情此景加上浑沌的竞争意识引发了大范围的恐慌，人们空前地缺少安全感，就在上个星期，我在咖啡厅听到一个九零后像怀念美梦一样怀念计划经济为主体的时代。

     我曾经问一个总监如果不在企业里工作会做什么，他一脸的茫然。在那些高档写字楼里工作的人被同龄人钦羡，事实上，这是最不容易得到突破性发展的人群。除非他们懂得，除了他们本人以外，没有一张打印纸曾经属于他们。

     工业文明从一开始就过度放大了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人们生命中的地位，在科技时代，生产和分工的精细化加剧了这种失衡。很多人纠结于如何摆脱被控制，结果往往是从一种隶属关系跳进另一种隶属关系。这是人力资本价值的分化界限，企业并非没有给劳动者留下合作的空间。

     考证热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某种认知缺陷。这和那些学习成绩不好却创造出奇迹的人身上反射出来的特征恰好相反。实际上，学习成绩不好的多的是，成就大业的只是凤毛麟角。中国的学校教育饱受诟病，尤其是前些年某些人提出的读书无用论，这个歪理和只吃最后一个包子一样靠不住。传统教育的优点在于扎实地锻炼了脑力，让脑功能得到尽可能深入的锻炼——人们批判的并不是基于纵深的训练，而是脑活跃度的不足。对于一部分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关注点恰恰在于后者。即便如此，只有拥有足够清晰认知的人才能在长大后成功立业，这当然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得到。

     一个考生对我说，他已经考了项目、心理等五六个证书。还拿到了高人力证书，是不是应该算作高级人才。另一个日归列举了他手中的38张证书，这简直是各行各业的大杂烩。就在上个星期，一个持有高级经济师职称证书的学员跑来问，有没有资源可以挂靠。很难想象，基于一纸文书做出的判断能有多高的质量。有人也许会说，这就是社会现实。的确如此，正因为把太多的希望寄托于外物，“出人头地”才成为奢侈的词汇。

     人们已经被成功地卷入某种社会规则当中，我们关注人际关系、关注工作环境、关注企业实力、关注生活背景。人们用软环境塞满了视野，最应该关注的立身之本却被忽略掉。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必须加强个体能力的修炼。很多人工作在五百强，认为这可以彰显身份和地位，实际上，二者的关系从来没有超出过一个签名。也有些人为自己身在某个团队之中感到骄傲和自豪，但他至少应该明白，没有无缘无故的合作，团队从一开始就应该是强者之间的相互激励与和谐共进，今天的团队，更多的却是在行政关系之下弱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团队不是提高起点的所在，成了良莠不齐的人群聚集的庇护所。季琦、沈南鹏、梁建章和范敏的组合是正常的团队，却成为膜拜的对象。希望进入企业以后变强和作为强者进入企业的高度当然有云泥之别。

     现在人们几乎都会说：能力比学历更重要。关键是：这个能力指什么样的能力？

     这句话基于企业，如果是这样，这里的能力自然是基于个体的使用价值的能力。比如在和加泰罗尼亚做外贸生意的企业里，熟练西语的人自然有市场。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在企业里施展能力会造成人力资本范围上的浪费，这和围绕同一个能力主干的各方面的修养不同。

     一个人会讲4、5门外语、有高级职称证书、有高管经历、出色地操持过企业，他的能力如何？还真不好说。如果这本身就是标准，要不了几行字，我们就又回到企业里面去了。对于那些希望保持足够的尊严的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发现提升某种能力理由的能力。企业需要头脑清醒的人（从一开始就准备全盘控制的企业除外），并不是指此人知道自己该学什么，该提升哪方面的能力，而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作出上述选择的理由和对于这些理由的理性判断，这背后潜藏的力量，是启动自主思考的引擎的能力。基于牵引的成长与基于天分的自我成长差别巨大，这正是建设创新型社会面临的最严峻问题。

例如：搜索引擎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却无力提高操作的根本质量。天天使用搜索引擎的人对那个界面非常熟悉，但它并不能提高搜索的效果。引擎可以按照关键词工作，却无法告诉你哪个关键词更贴切。同样的懊恼发生在淘宝上，每天都有怀抱着憧憬的买家在搜索框里输入一个又一个关键词，他们花了大把的时间却找不到脑子里的那件衣服。也许你擅长使用“ 原单”、“ 外贸”“ 奢侈大牌”作为关键词，不过使用“ 超值”、“ 牛货”、“ 尖货”的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正如你所想，还有更好的关键词可以提高效率。更常见的例子是一些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习惯询问，这是好习惯，不过有少数人，一向自己解决大多数问题，手法还很漂亮。这不是时间多寡的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这个秘密藏在脑子里。

     我们可以将这种基于自我发现的能力称之为“绝对能力”，一个人只有在发现“绝对能力”之后，才能获得从无尽的红海中摆脱出来的可能性，届时他将获得基于社会的立身之地，此时的优势不再是基于企业和行业的相对优势，而是绝对优势。这是一生中最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求索的资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