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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眼于“纪效”的教练式管理

　　一

　　在讲述戚继光练兵的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海盗的问题。郑和下西洋以后，海上贸易与日俱增，而海盗也日见猖獗。本朝无力维护海上治安，遂采取海禁政策，也因此断绝了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渔业、手工业、造船业、商业）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致使这些贸易转入地下，商业纠纷无从解决，便转化成武力冲突。如此，海盗之乱不减反增，成了本朝嘉靖年间的一大祸患。官方沿袭了历史上对日本海盗的称谓，以倭寇论之。　　事实上，此时倭寇团伙的成员并不仅限于日本人。《明史?日本传》有“大抵真倭十之三”一说，朝鲜正史《世宗实录》亦有“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云云，可见倭寇成分之复杂。在各路倭寇团伙中，不仅有日本人，还有朝鲜人、暹罗人、中国人，以及从欧洲各国漂洋过海来到此间的冒险家们。而他们所抢掠的对象，已不是海上的船只，而是陆上的城市。

　　当时最著名的倭寇头领名为王直，此人出生于中国徽州府歙县的商人家庭。自嘉靖十九年（1540年）起，王直伙同徐惟学、叶宗满等人打造巨舰，从事非法贸易，牟取暴利，逐渐成为中日之间的海上霸王。他以日本平户（今日本长崎县）为基地，一边在国内招集亡命之徒，一边勾结日本浪人，多次向中国沿海地区发动攻击。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吞并广东海盗陈思盼团伙，与福建漳州、泉州之倭酋勾结，率领数万人驾船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于台州、温州、宁波、绍兴之间，攻陷城塞，杀掠居民无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王直纠集广东、福建、浙江各路倭酋大举进攻，攻陷浙江昌国卫（今浙江象山昌国乡）；四月，入侵苏州和松江等地，破上海县，在江阴肆意劫掠，并进攻乍浦；八月，洗劫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犯崇明、常熟、嘉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自太仓一路烧杀劫掠至苏州，攻占松江；四月攻陷嘉善，破崇明，进入崇德县；六月，经吴江抵达嘉兴，洗劫一空后回到柘林（今广东饶平县）。至此，王直已经彻底走向了勾结国内外贼人掠夺中国社会财富和杀戮中国同胞的道路，成为臭名昭著的海盗巨头。我们不禁感到诧异，同样是中国人，何以化身为倭寇，竟如此穷凶极恶呢？

   　二

　　尽管这些海盗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就他们各自所在的团伙而言，却并非乌合之众。他们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一百尺，宽达三十尺，船壳厚达七寸，超过了明朝战舰的规模。他们的势力范围包括日本列岛至暹罗湾的大片海域和海岸线。他们常常集结三五十艘大小船只跨海作战。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时，甚至有两万人盘踞在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而另一些人则被押送到日本做奴隶。据史料记载，不论作战还是宿营，海盗头目对他的组织成员都能够施以极其严格的纪律管制。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明朝官军。

　　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其中的缘故，不仅在于武器的精良和战术的灵活，更在于他们受到过日本武士的训练。他们能够娴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五尺，然而若在一个武艺高强的海盗手中挥舞，只见刀光闪闪，“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距离之内杀伤对方。他们的基本战术是，派遣三十人以下的小股部队进入村落，该部队具有令行禁止的组织性，协同的信号则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他们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运用侦察和警戒手段，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很多时候，他们会以佯攻、驱使难民在前面奔跑等方式，造成官军的困扰和疑惑。

　　当他们面对大队官军时，则必先据高临险，以守势减杀官军的锐气，或者制造恐怖气氛使官军陷入心理上的劣势，然后伺机出击。可见他们深谙兵法，个中不乏可与曹刿匹敌的军事专家。而官军一经冲击，便溃不成军。南直隶和浙江两省，河流湖泊极多，官军溃退时有如狼奔豕突，一时间有许多人被挤落水中。甚至总督胡宗宪也曾在溃败中被挤落水，差一点淹死。
 

  　黄仁宇先生评论说，从表面上看，这场战争是明朝政府的正规军围剿聚众滋事的贼人，事实上却是外行的明朝军队对付职业化的海盗团伙。

　　三

　　现代学者讲述目标管理，往往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孙子兵法》。但历代军事家所注重的多是战略和战术，却忽略了对团队成员的训练。正如戚继光所说：“数年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可以想见，任何高明的战略，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团队付诸执行，恐怕都难以奏效。

　　如何练兵？对于敏而好学的戚继光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新课题。在他之前，虽然也有人谈到团队纪律，出现了诸如孙武斩杀不听号令的吴姬、曹操自乱法制而割发代罪之类的经典案例，却从来都没有形成规范化的文本。至于冲锋陷阵，拼的就是血气之勇，所谓“两军相遇勇者胜”是也。我们承认，个人的勇敢的确能够激励他的同伴，但如果缺少团队协作的机制，就很可能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中。戚继光既无前人可以师法，便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原创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系统、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

　　在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支持下，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隆冬腊月开始训练第一批新兵，两个月后投入岑港（今浙江舟山市岑港镇）之战。不料，岑港久攻不下，戚继光因此被革职。随后戴罪立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夏天指挥对入侵海盗的连续作战，先后在桃渚（今浙江临海市东桃渚）、海门（今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新河（今浙江温岭市新河镇）、南湾（今浙江温岭市南湾）取得胜利。尽管如此，他对这批新兵却很不满意，认为他们的素质不合格，虽然也打了一些胜仗，却没办法打硬仗。
　　于是，戚继光再次向胡宗宪请求，要亲自到民间去招募兵源。是年九月，他到义乌县（今浙江义乌市）招募了四千名农民和矿工，而后投入训练，终于创建了一支有别于卫所军的新军。从此，官军与海盗之间的形势便开始发生奇迹般的逆转。

　　次年正月，戚继光在胡宗宪的部署下率领新军作战，一举擒获海盗集团的魁首王直。胡宗宪战后评论功劳，遂恢复了戚继光的官职。而戚继光也再接再厉，连续获得了新河、花街（今浙江临海市太平镇）、上峰岭（今浙江临海市白水洋镇上峰村）、藤岭（今浙江温岭市）、长沙（今浙江温岭市城南镇长沙村）等战斗的胜利，史称台州大捷。在连续遭受挫败之后，各路海盗团伙抱头鼠窜，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进犯台州，浙江海患基本平息。戚继光也因此升任都指挥使，引起朝野之间的普遍关注。

　　众所周知，戚继光以文武兼备见称于历史。戎马倥偬之余，便将他的练兵方法编纂成书，名之曰《纪效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