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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 邓丽琼博客

2004年8月，郎咸平对海尔、格林柯尔和TCL产权改革过程中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批评，引发了一场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当时的大讨论卷入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讨论的重心也从最初的管理层收购（MBO）是否应该停止，上升到了国企产权改革是否应该停止的高度。

时过境迁，2004年“国退民进”的大背景已悄然演变成了“国进民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企）也从烫手的山芋变成了香饽饽，自我改革的动力已经不足。中国还需不需要大量国企？国企的定位是什么？改革的方向何在？是否应该继续推进产权私有化改革？这是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且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事关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2004年那次大讨论的遗产，找到各界已有的共识和差异。

先说共识。第一，无论是被贴上新左派标签还是新自由主义标签的学者，都没有否认国企改革的必要性，也没有否认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只是具体实现路径上有所差异；第二，上述两类学者中大多数都认为管理层收购不是国企产权改革的唯一路径，因为这极容易带来“内部人控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第三，两类学者都认识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危害，主张应该立法保证产权交易更加透明和规范；第四，即使是被贴上新自由主义标签的学者也不否认应该保留少量的超大型国企，他们认为在这些领域应先引入市场竞争然后再进行产权改革；最后，两类学者似乎都没有否认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特别是新左派经济学者，虽然他们认为中国仍然需要大量国有企业加快推动工业化进程，但也承认必须要通过民主和法治等手段限制行政权力、监管国有企业，而且，他们也并不主张要封杀或者挤压私营经济，把他们贴上主张集权或者大**的标签并不公允，也不恰当。

再说差异。其实，两类学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学理上，而不是体现在实践上，他们之间最针锋相对的问题是──国企能否克服所谓的“所有者缺位”？如果能够克服，那么产权改革就不是国企改革的唯一路径；如果不能，那么就必须把所有国企都进行产权改革，也就是私有化。

正是所有国企都必须进行产权改革这一说法遭到了新左派学者强烈的反击，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学者自己下定义来证明论点的正确，也就是先说产权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手里所有者才不缺位，否则就是“所有者缺位”，这就像说“男人是人，所以女人不是人”一样。新左派学者认为，如果照这样说的话，那么主张“主权在民”的**就必须是专制君主制才会有效率，因为只有这样所有者才不缺位。另外，有些新自由主义学者也承认应该保留一些大型国企，而且其他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等都保留了一定比例的相当有竞争力的国企，这也让新自由主义学者难以解释。

新左派学者认为只要法律规定了国企是“全民所有”，就不存在法理上的“所有者缺位”，关键是如何避免所有者难以行使权利所导致的事实上的“所有者缺位”，如果克服了这一点国企就会有效率。从这一意义上讲，新左派学者更看重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监管和剥离政策性负担，是引入充分竞争，而不是产权改革。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只能由大型国企来推动，因为中国传统的不信任文化、轻视规则的文化，导致民营企业难以自发壮大，最近国美电器的控制权之争可作为注脚。

细心的人可以看出，新左派学者并不是集权主义者，他们认为不是**太大，而是“官”太大，不受约束，从而导致腐败横生和国企低效，如果政治体制进行相应改革，就可以避免国企低效。信奉纯粹市场经济的张维迎教授在最近出版的《市场的逻辑》一书中也承认：“政治民主或许会使国有企业运作得更好……。然后我深信，不论什么政治体制，我的总体论点都成立（即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不相容）。当然，只有历史才会告诉我们真相。”

由于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经常见诸于各大报端，所以在此更多地介绍了新左派学者的观点。而且，新左派学者的部分观点也正在被**有所扭曲地践行，所以有必要知道他们的基本主张。比如现在的国企改革主要集中在监管制度、人事和薪酬制度上，这是新左派学者的主张，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国有股平分给全民等极端的私有化做法并不为**所接受，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并非一目了然。

目前的问题是，新左派学者主张的依靠民主和法治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率生存、用大企业推动技术进步从而带动小企业发展的路径并没有被**完全接受，现存的超大型国企成了一小撮独立的既得利益集团，民主和法治的建立举步维艰；而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发展民营经济、用民富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进而推动民主和法治的主张也是障碍重重，而且民营经济能否担此大任也存在不确定性。也许，现在该是进行一场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候了，不仅为国企定位，也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模式定位，更为中国如何走向民主和法治国家定位。

原文链接：邓丽琼《中国应再来一次国企改革大讨论》 http://blog.51xuewen.com/wenyi88886/article_35286.htm

 

                          （一）国企改革应找准方向

    国企改革要在找对问题的基础上找对出路。除了市场环境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完全与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方法水平的高低无关外，在科技方面的问题、战略方面的问题、企业人力资源质量方面的问题与管理体制机制有一定关系外，其余剩下的，基本上就应该是直接与人有关的问题，归根到底都可以在相应的管理体制机制上找原因，想办法，谋出路，提效益。个人认为，目前企业和各类各级组织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进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做，现状是十分落后的，离完美和高效的科学管理应达到的管理效果还相距甚远，而学者们和某些决策者们却似乎都自以为对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已经修成或接近修成正果了，这是让人遗憾的。
    本人认为，国企改革的大讨论应该集中在管理体制机制的大讨论上。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在管理上的问题都有普遍的相似性，而目前无论是理论和实践中还缺乏很科学和有效的管理理论和相关管理手段，这些管理上的不足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资方劳方，管理者内部、管理者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和谐。
   

本文转载自新浪博客 简单的思考  

                          （二）国企改革应找对方法

    1、本人主张与当前主流的认识比较。

    目前，我们国内主流管理学界与咨询界对企业管理上已经有比较普遍认可的基本管理思想、基本管理解决方案、基本管理模式与基本管理方法。这些与国际上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思想和方法并无什么本质的不同。对这些现在热衷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本人一直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搞“1+1”组合式的管理模式不如搞有机复合式的管理模式，静态管理模式不如搞动态，离散式动态管理模式不如持续性动态管理模式，搞经营管理层持股不如搞动态股权激励模型，搞民主测评别忘了建好安全网，强调公共财政的支付保障别忽略了利用好集体现有资源自力更生，等等。具体讲，比如国有企业如果通过改进管理可以搞好的话，为什么一定要国退外进和国退民进呢？比如，以经营者股权激励方式为主要设计机制的转制类型，实践是可能成功，但经营者不持股靠现有基础上改进管理体制机制的设计也可能成功。既然有不需要持股的好办法，为什么一定要给经营者股权激励呢，其前后的利益因素就值得思考了，因为咨询公司包括为企业做咨询的学者是一定会站在经营者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整个企业或社会利益最大化或利益相关者多赢的更公平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这其中，学术就缺乏独立性了，思维就自然不清晰，观点也就不能十分正确了。若方向不能完全保证正确，谈何再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呢？效果自可知了。所以，对主流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论，本人是始终不看好的，那不是最科学最完善和最有效的管理理论和方案，先天就不足，再加上后天贫血，管理怎么可能达到好的效果呢？这里顺便说一下，评判管理是否有好的效果，不要片面拿GDP去衡量，而要用全面系统的观点来评价，本人提出的科学管理方案五要素评价法，能完全符合五个方面的标准，才能说得上是好管理，是科学、有效、和谐兼得的好管理。用这个评价标准来给主流地位的学者们所主张的管理方案来打分，看能得几分呢，个人认为基本上都要不及格吧，就知道那些制度和方案的效果有多好了。

附：科学管理方案五要素评价法

2、对以博主为代表的主流管理学界和咨询界相关错误观点的驳斥。
博主说，“比如员工持股、比如工资总额控制等政策，完全都不是按照市场规则在出牌”，请问：那些高管不是认为自己是企业缺之不可甚至于缺之必完的人才吗，现在想对他管得更严格更科学，分配上想对他制订得更合理，眼看他以前所拥有的垄断的特权利益将受损了，他现在不愿当国企高管可以走啊，可是放眼全国国企又有多少人除了嘴上说说实际行为上真正地舍得走呢，还有不少后备更优秀的人才等待着他们退呢，还市场规则呢，请问那些国企的高管们是怎么上去的呢，是市场化的方式还是任命的，是怎么考核的，这种考核方法科学合理吗，是怎么分配的，这样的分配方案是可以被认为科学合理的吗？您这种观点不知是自己真正相信呢，还是自己其实是不相信的但希望让别人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