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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蔡建生
领域: 企业文化 
地点: 广东 广州
签名: 跨文化管理、跨文化的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国际商务的跨文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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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建生:《日本灾难应对中民族文化与管理的跨文化解读》(下) 2011-04-29

 

蔡建生:《日本灾难应对中民族文化与管理的跨文化解读》(下)
本文从跨文化的角度,用民族文化、传统思想、商业习俗、管理风格等理论和案例,解读日本救灾现象背后的原由。
根据公开的资料,分别从:空前事件、传统与现代、危机意识与生存理性、“武士”与“娇情”、“尊老”与“弃老”、人脉与规则、面子与票子、等级与平等、集团主义与个人主义、社团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自己人与外人等11方面进行讨论。
 
九、集团主义与个人主义
 
集团主义
--在报道救援工作时,完全看不到一例争分夺秒的“好人好事”救援故事,媒体只是用镜头安静地记录下整个救援的过程,不加以任何评论。媒体也不采访任何救援队员,更不会采访等待救援的人或已经获救的人。
  --外来者在目睹这些场景时往往会感叹日本人的高度自治能力——在各个城市的避难所,记者们问着灾民同样的问题:“你们觉得政府做得足够好吗?”答:“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下一步救灾该怎么办”?答:“那是政府的事情”。
 
〓解读
媒体不报道好人好事。因为,在社会组织中,日本人更多地强调群体而非个人的贡献。日本企业强调工作小组,表扬优秀的个人是耻辱,而不是光荣。日本企业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组织和提高小组的动机与合作性,因为,在日本企业里,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是小组而不是个人。
在日本,无论是世界有名公司的员工、银行负责人,还是司机、炊事员,他们在自我介绍时,首先是工作单位,然后才是职务。名片是日本人用来社交的重要工具,十分流行。日本人的名片最醒目的地方,就是所属公司、学校的名称。
灾难的困难环境更能体现强烈的集团主义精神,因为每一个人只有依靠群体才能生存,个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个人主义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大地震后,有大量在日本工作的外国雇员“逃离”日本,或选择离开办公室,去往别地避难。现在地震和海啸的灾难业已平息,重建工作正在展开,这些员工目前纷纷回到工作岗位,然而让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俨然已经成为其他同事和领导眼中不能“同舟共济”、不讲情义的“叛徒”,每日工作生活如履薄冰,备感压力。
  --不过,有的外籍人士对此并不以为然。在东京开设一家小公司的一位英国人表示,灾难来临时他马上跟自己的合伙人回到了伦敦,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业务不容任何耽搁,其次与在日本的工作相比,生命显然更为重要。这位男士称:“选择离开我也感到很不好受,有些人肯定会说我是胆小鬼,我本人对此不持反对意见。”
 
〓解读
社会或企业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日本与西方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用分奖金事例、以石块与弹簧来比喻。用圆形的石块比喻个人,连接石块的弹簧比喻人际关系、相互的关系。
美欧企业的个人主义,石块大而重,弹簧细而疏。如果个别石块移动,对整体模型影响不大。就是说,个别人有奖金或者个别人没有奖金,对整体影响不大。
日本公司的集体主义,石块小而轻,弹簧粗而密。如果个别石块移动,会受到弹簧的制约,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变动状况。就是说,个别人有奖金或者个别人没有奖金的话,会对整体影响很大。
同样,在灾难来临时,集体主义的日本公司也会要求每个员工协力抗灾。
 
 
十、社团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
 
社团市场经济
全世界的市场经济模式细分有多种多样,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大家熟识的,而日本与美国有区别,是社团市场经济模式。社团市场经济模式的优势在这暂不作表述,通过东京电力公司的核灾难事件,讨论其欠缺之处。
日本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型”、“社团型”社会,注重社团的产业的延续和发展,所形成的经济模式为社团市场经济,主要特点是企业与政府的合作非常紧密。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合作关系,政府的行政管理通常也被公司采纳和尊重。政府通常选择和促进对日本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优秀企业、工业、产品和技术。例如,航天工业和技术选择与某知名世界100强大企业合作。核电与东京电力公司合作,发展核电主要依循“国策民营”的方式,由日本经产省主管。
日本政府在工业结构优化方面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支持了这些工业和企业:建立有助于产出合理化的调控,通过财政和其它刺激、减少过剩的生产力,对现存的公司进行选择等。当然,从企业方面来说,大的企业集团,对政府部门也有很大影响。
在二战后,日本的社团市场经济模式更加成熟,自民党执政时期,日本开始形成了所谓的政商财铁三角,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共同体。现在,东京电力公司在核灾难事件当中应当承担的职责与政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东电不仅是一个垄断性的民营企业,对日本经济有足够的“绑架”能力,也因为以东电为中心,有一个庞大的官商利益集团,使得东电一直以来有恃无恐,以致在致命的危机面前,出现尾大不掉的扼腕局面。
  --信息显示,东京电力事实上建立起了一个官商联盟,将政府负责监管它的两大系统都变成同盟者。这两大系统一个就是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另一个就是内阁官房下属的原子能安全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与东京电力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过去多年中,这两大机构中的9名官员都“下海”到东京电力公司担任很重要的管理职务。
  --美国《华尔街日报》指责:“日本官方对核电事故信息披露上的保守作风,是核电安全的大隐患,这是由政府立法和监管不力造成的。”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出,是疏于监管和贪婪导致核危机的发生。东电和日本政府曾联手推销核能产品。日本的原子能监管机构与企业关系亦十分密切,只是“一个虚假的监督机构”。
 
〓解读
日本的社团市场经济模式,与民族文化有关。东方民族以家庭为社会细胞,西方民族以个人为社会细胞。中国人注重的是家人和家系的延续与发展,一般是长子或诸子均分的家产或家业继承。
而日本人注重的是家产与家业的延续与发展。日本民间“养子”、“过继子”之风甚行。只要这个养子能够维系家业发展、延续事业,他的地位完全可以超过亲生子。例子,三菱集团公司是日本最好的公司之一,有一年,董事长的继承人在三菱的家族中250个子孙找,结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没有一个成气的,于是决定找一个不姓三菱的人来当董事长。
也就是说,日本的社团市场经济模式,利于政府选择优秀的企业合作,更好地发展国家经济。
 
东京电力公司
--1973年开始,发展核能成为了日本的国策。原因其中有,核能与火力发电相比,有运输量极小、清洁、可以储存几年全国发电的核能燃料等优点;1公斤核能燃料等于2700吨煤。今天,日本成了世界第三大核能大国,它拥有53个核反应堆,核电供应了日本34.5%的电量需求。
--东电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民营核电企业,也是日本收入最高的电力公司,在《财富》杂志2010年全球500强中名列第128位。在核能占全国电力供应份额超过1/3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核电厂供应了日本一半的核能发电量。也就是说,单独一个东京电力,就承担了全日本近1/6的电力供应份额。
--东电成立于1951年5月。根据2009财年数据,东电总资产13.2万亿日元,当期销售额5万亿日元,从业人员5万多。2007年售电量数据显示,东电据世界第4位。
 
东电的有关不良纪录。经过日本通产省“审查委员会”调查:
--2002年,东京电力公司承认与29起编造虚假检查报告的事件有关。当时,日本政府勒令东电关闭旗下17座反应堆。
    --2007年,东电承认,自1977年起,在对下属3家核电站199次例行检查中篡改检测数据,约100名公司员工参与了篡改事件,隐瞒反应堆故障。
--这其中就包括造成本次福岛核事故中的紧急堆芯冷却系统失灵问题,相关数据曾在1979年至1998年间先后多次被篡改。
--在2007年3月,东京电力公司总经理向公众承认,该公司曾隐瞒了1978年发生过严重的核反应堆事故。
--2011年1月东京电力曾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6个机组的33个部件缺乏定期检查。其中,一个配电装置11年来从未接受检查,这一装置的作用是向一座反应堆的温控系统分配电力。
 
--“核报废”。距离东京220公里的福岛的核电站,到2011年,这次出事的第一核电站就能圆满达到40年的设计使用寿命。然而,以核电站没有先例的“核报废”等为理由,2010年3月,东电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继续运营至少10年。而在2011年2月,早就成为其利益共同体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批准了这一申请,福岛第一核电站随后决定为其“延寿”20年。
 
 
十一、自己人与外人
 
忠诚自己人
--当公共危机到来时,日本人更多地选择信任自己的政府。国民与政府的良好互动与沟通正是这种责任和信任的来源,这是绝大多数日本人的心态。
--东京电力公司社长清水正孝寻求面见福岛县知事,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道歉,遭拒绝。福岛县知事称有种被国家和东电欺骗的感觉。
--东京电力高层就核污水影响渔业向日本渔业协会官员道歉。
 
〓解读
日本人会把人清楚地分为三种,即:自己集团的成员、背景可知的人、对其一无所知外人。
 “那不关我的事”——这在“自己集团”内是几乎没有道理的一句话。日本人具有这样的共识:个人对他所从属的集体负有重大责任,个人对集体负担的义务没有止境。
日本人通常所说的“集团”大多指“职业集团”,如一个公司,无论大小,在其中工作的人便是集团中人,从而产生信任,依赖的心理。作为集团的外缘与延伸便是所熟识的人。一个日本人一方面从属于一个集团,同时也有他熟识的圈子。对于非熟识者,日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也会产生信任感,成为熟识者,今后找对方办事就事半功倍。
 
忽视外人
  --东京电力只图为了保电站的财产,在事先未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的情况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厂区内1.15万吨含低浓度放射物质的污水排入海中,以腾出空间容纳部分机组内所积高辐射污水;给以渔业为生的各国海岸城市以严重的生态打击。
  --按韩国媒体的说法,这些污水所含放射物质浓度超出日方法定排放标准100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希望日方按照有关国际法行事,采取切实措施保护海洋环境,并及时、全面、准确地向中方通报有关信息。
--日本外相承认福岛排放核废水后才通知各国使馆,日本经产相道歉。
--日本在地震后一直默默接受各种国际援助,但对本国核事故污染全球一事却很少提起。
 
〓解读
 “内”、“外”思想产生于日本特殊的集团意识社会,发源于日本古老的农耕文化。人们为了应付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组成了以家族为中心的协作团体对抗自然灾害,同时认识到了集团力量,人们珍惜它、爱护它。大家庭似的集团意识一直延续至今。
在对待非本集团内的其他人或外国人的态度上,日本人表现了狭隘的岛国意识,或者说是小集团意识。这种意识、戒备心理、排斥态度、不检点行为等也是日本人“内”“外”有别的表现,因为不是“一家人”。
例如,个别日本人到海外旅游,似乎是另外一副面孔,他们违反交通规则、极不检点,与人们在日本国内有看到的谦恭和蔼、彬彬有礼、极富同情心的日本人判若两人。这种“国内”“国外”的不同表现,是摆脱集团束缚的日本人放纵自己的结果,他们相信“旅途中的丑事无人知晓”、“旅途中的不检点”不会影响自己集团的利益,所以,随心所欲,无视他人。
 
 
结语
通过以上的观察,我们看到日本灾难应对中的“立体抗灾”景象:天皇、政府、企业、民间组织、“民间警察”齐心协力抗击地震和海啸。日本人的团结精神、自律行为更是值得我们学习。
遗憾的是节外生枝,发生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核泄流事故。一位曾经在日本核能机构工作过的中国专家表示,如果在中国可能不会发生,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在第一时间介入、管控事故;绝不会让一个企业在几乎架空政府的情况下自行处理。然而,日本这次的复合型灾难将有待我们进一步共同关注,地震、海啸、核泄漏之后,第四波危机正在蔓延全球。
有价值的是,这次核泄流事故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跨文化管理中,切忌有自我封闭的“不打扰他人”观念,应该以开放的心态、主动积极态度“面对现实→相互了解→彼此理解→欣赏和接受→建立信任”,尽早进行准备和采取行动。
相信在跨文化沟通中,以低语境的“明确地陈述事物、准确而直接的语言、清晰的文字符号”的表达方式,将是全球化时代优先的选择。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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