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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纳睿成史贤龙

    近来被中国文化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信仰”问题。这里的信仰，不是政治态度或体制层面的信仰，而是指当代中国社会的“基础性”信仰问题。

    这种基础性信仰，与个别特殊人士的信仰不同，是一种维系大众、公众工作、生活、舆论等运转的力量。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可以理解为是“群体文化观念”，当信奉这个观念的群众足够大的时候，就是主流文化；如果信奉这个观念的群众数量较少，则是亚文化。

    观念主导着特定群体的行为，文化观念的核心是关于“规范行为”的一系列原则，观念表现为思想，并由统治阶级（领导）及其代言人（专家或媒体）进行阐述。

    基础性信仰，即是对于行为是非的一个基本型判断。比如“有钱就是成功”、“笑贫不笑娼（坑蒙拐骗）”等，这就是基础性信仰出了问题。

    信仰的本意即是上面关于行为的规范性观念，宗教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的细化，比如佛教的七十二戒、具足戒，基督教的摩西十戒，儒家的弟子规等。

    当代中国，在遭受反复政治运动的变乱后，信仰出现了巨大的断裂，这种断裂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解体，同时也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中国社会确实面临着全面的“文化言路的断裂”（出自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于是，宗教作为拯救中国人信仰的出路，被一部分群体所信奉。但是我们细看今日中国之宗教或准宗教复兴运动，会发现其基本特点：

    西方基督教或天主教，就像近代基督教进中国时候一样，在广泛的阶层、地区都有信众，但总体来说不是主流，基层信众以低收入群体居多，通过人际传播、内部交流的倾向很明显。

    佛教则呈现越来越广泛的态势，不仅在中低收入群体信众广泛，在年轻人、商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是佛学、佛法、佛教的思想体系最与中国人的思维结构相契合之缘故，佛学思想补充了中国本土思想最不足的一面：系统的社会批评与人生反省。

    新儒家，则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最想树立的新体系，自唐君毅、牟宗三、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钱穆到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傅佩荣等，皆从不同角度与层面，阐述一种基于孔孟的现代儒学体系。

    学贯中西的新儒家，学术性、专业性太强，其中的哲学概念、新名词，即使对哲学专业学生，在理解上都困难，这就失去了成为宗教的前提：大众化、口语化。孔子学院、汉学院虽然在全世界落地，但从学生数量上看，影响面还是小众的。

    自由派或曰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者的救世主张，强调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重构中国社会结构及思想，如张五常、张维迎等，但是自由派在中国只能变成批判国家主义的桥头堡：在中国国有资产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自由派几乎看不到其主张得到实现的土壤，相反，到处是与“自由市场原则”相悖的经济-社会现实与管制政策。

    我也经常讲到信仰，如我认为中国食品产业的真正问题是，企业家对经营自己企业的信仰：是坚持做好产品、尊重消费者，还是将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前者，这家企业即使出现错误，但绝不会知错犯错、知错不改；如果本质上是后者，这家企业一定会滑向放松产品品质而关注成本、漠视消费者意见而迷信自己的“操纵”（操纵渠道、员工、媒体甚至政府）能力。

    这里用到的信仰，与信念、理念这些基础性的价值规范有关，与宗教无关。

    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与资本主义伦理》出版后，尽管韦伯该书并没有做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起源的结论，但西方知识界主流思想还是将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基督教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并逐步将基督教与启蒙哲学、法国大革命的近代人权思想进行了新的混合，制作出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美式普世价值观。

    被认为开启“文化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明确反对“普世价值观”的存在。按照汤因比《历史研究》里的文明观点，普世价值观显然也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证基础的“伪名词”。普世价值观本身，正是“文化侵略”或“殖民文化”、“意识形态侵略”的变种。

    本文不是去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但梳理了上述宗教拯救中国信仰的主要思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并非不重要的初步结论：

    第一、中国人需要信仰，但是未必是宗教。

    我个人认为，宗教不可能是解决中国人信仰问题的出路。在一个3000年都没有信仰的14亿之众的庞大族群、3000年依靠“实用理性”及各种意识形态（儒释道法农兵）维系发展的国家，一个创造了3000年延绵不绝的文化道统的成熟文明体上，去建立一个新宗教，即使是采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或者文化大革命，都很难说可以建立其某种新宗教。

    第二、市场自由派对于中国而言是比乌托邦还理想主义的空想。

    这一学派及思潮有很多顶尖学者，继承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思想的体系，构建一个基于“自由交易”的社会及国家财富体系，但这些思想的逻辑结果，放在中国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独联体化”或“俄罗斯化”，即先经历一个如苏联解体的地方自治（甚至独立），然后再经历俄罗斯式休克疗法，全面地私有化。这个情景如果出现，意味着中国社会将倒退到北洋军阀时期。

    第三、儒学或儒教最终是一种教化思想，不会具备意识形态的体系性。

    新儒家喜欢拿新加坡的儒教治国说事，但是他们忘记了新加坡的任何成功或失败经验，都不能与14亿人口的大国治理相提并论。

    中国注定了是一个全世界没有任何先例的独特存在。

    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与现代社会及现代人性相悖的。孔孟的仁义礼皆是阶级论，儒家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等现代思想，无论如何改造，孔孟之道都是统治阶级的装饰品，其爱民的目的是维护统治稳定，而不是现代主权在民，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法治国家理念。

    第四、佛教的理想是出世法，这就决定了佛教不可能成为信仰的主流。

    佛法说得都对，但是让人出家、受戒、念佛的三皈依，决定了佛教的出世法本质。既然是出世法，怎么能解决大多数现世人的生活与工作问题？佛国的建立岂不是导向叔本华哲学的结论：证得佛法的结局是出家（皈依三宝）并不留后嗣（断灭轮回）。

    人间佛教已经做了很大的改造，但出家为尊的本质没有改变，同时佛教是强调“减少欲望与快感”的，追求的是清静、平和、远离缠绕的世界，口腹之欲、声色之欲、情感之欲皆是颠倒梦想，贪嗔愚痴，但是没有这些，人之一生有有何趣呢？

    佛法都是经历人生之困厄、人世之苦难之后才能开悟修证，所谓“不入魔界，佛道难契”。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奉行佛法，实际即无佛法，亦不知佛法----这里面显然有某种逻辑的矛盾性在，佛法注定了只是少数人（先觉者）的选择。

    第五、基督教在中国有其形而无其根。

    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上中下阶层，其反对者都比信奉者的力量、人数强得多。用基督教改造中国主流信仰（价值观），那真是文化的彻底“换血”，我认为无论是否有国家强制，这种情况都不会出现。

    20年前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即在鼓吹用基督教的拯救思想，来弥补中国文人逍遥思想的缺陷。20年过去，刘小枫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是他的思想反而比《拯救与逍遥》时代被认知得更少，彻底变成了象牙塔中的青花瓷。

    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实用理性认为，人根本不需要被拯救，需要的就是能逍遥，这才是中国文人的主流思想，根深蒂固。中国文人在本能上拒绝刘小枫倡导的“罪感文化”（犯错了偶尔感怀一下或许可以），本能地投向“乐感文化”的怀抱。

    第六、道墨法诸家思想已经小众化，不能支撑主流价值观。

    中国思想传统里，对于知识阶层、基层都有影响的还有道、墨、法三家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务本立法，反映的是某种军国一体的农耕时代的治国思想，在古代就已经被阉割，变成了一种小众的精神追求与话语道具。

    中国文人虽有外儒内道的精神结构，道家之学也极为丰富，但是道家的本质与儒佛相比，只求个体解脱，却不顾普度众生，这正是刘小枫所总结的中国文化趋向逍遥哲学的问题，但是逍遥哲学的魅力却又恰恰在其勇于放弃、善于放弃的“贵无”之思想里面。

    道家思想，是中国艺术，乃至中国2000余年精英文化（与基层的民俗文化相对应）的根源，即使这种思想确实有其不够高度（如佛家之普度众生）的地方，但谁也无法抹去其在中国文化底蕴中的影响力。但道家的逍遥，确实不支撑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条件。

    本文的核心是：中国人需要信仰，或需要重建信仰体系，但是并不需要宗教，或者说任何现存的宗教形态都不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新文化。

    我“堵塞”了似乎所有出路，却没有提供一个新出路，从为文的角度看，不够厚道；但是对于思考的问题本身，这是一种谦恭：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寻找。

    在思想的领域，先将可能的错误方向排除，或许才有可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新路。

    任何一个认真关注本体的思想，都不是白费功夫，即使可能在某些人看来有点傻。哲学家在观察天象的时候，确实会跌入脚下的泥坑；但是嘲笑思考苹果为什么砸到头的人，永远不会成为牛顿。

    这是思想者与非思想者的区别，与成功、权力、财富等无关。

    本文中探讨的信仰，不是个人的信奉或偏好，而是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研究与思考。这是一种“大观念”，需要有志之士深入持续地研究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