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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4日上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全体会议上，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作《国务院关于200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在谈到企业审计情况时，刘家义指出，对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等13户中央企业的审计发现，13户企业多计利润12.86亿元，少计利润53.69亿元，多计资产9.67亿元，少计资产58.47亿元；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和违规操作等，造成损失和国有资产流失63.72亿元。

在企业经营发展方面，引导和支持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相关政策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汽车行业为例，国内汽车生产企业大多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与国外公司合资合作，但在技术、品牌、产品制造和营销网络等方面保护中方权益、推进“以市场换技术”的规定不健全，既影响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实施效果，还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自主品牌的市场空间。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和企业积极整改。对多计和少计的账目，进行了调整；对已造成的损失，追究了相关人员责任，并进一步完善了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对相关政策措施不够完善的问题，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健全制度。

 

    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不得不让我们想起小平同志在1987年的科技大会上所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然而面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相应带来的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腐败的升级、战争的残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质量严重下降、每天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以亿计的现实，我们是否应该再深入地思考其背后的因由？当然在这里我绝对没有怀疑科学技术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具大推动作用。

    我们是把“科学”分为三个层次即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宏观、中观、微观）来解析的：科学技术是解决怎么干、是决定效率问题的最好手段；科学管理是解决行为现象问题，即人怎么干的问题，是决定决策实施效果好坏的最佳途径；而科学决策是决定决策事件方向（效果）正负的必由之路。如果我们决策方向错了,越是好的管理和技术越会做负功，只有决策方向正确了，科学管理和科学技术才能发挥其做正功的作用。所以，决策错误，管理技术越佳，科学技术手段越好，破坏性就越大，偏离人的理想目标就越远。

    科学决策从哲学的高度来概括，其含义是探索和寻求使人做出正确决策的科学，是使人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科学，是探求精神现象的科学，是追求意志自由的科学。它是对理念即人与环境（社会、自然、宇宙）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体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表述，它既是理念的观念目标，又是现实的实践。在理念的矛盾运动中，科学决策反映的既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又是天人合一的客观表现，即社会意识与环境意识的统一，从而达于人类与万物共存共荣的天道与人道的合一。科学决策是科学技术得以发展的决定力量，人们不做出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决策，原子弹就不会被研制出来；人们不想研制汽车，汽车绝不会出现。科学决策在前，科学技术在后，这符合事物的逻辑顺序，也更接近真理的本质。所以我们提出了“科学决策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我们研究科学决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减少决策失误。

“科学决策是第一生产力”是关于科学决策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的科学论断。它准确地反映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要正确理解这一命题，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科学决策”中的“科学”是指符合人类（人与人、人与社会）发展、人类与环境（社会、自然、宇宙）发展规律的知识和学问体系；“决策”是人对未来实践的方向、目标、原则以及要达到这个方向、目标、原则所做的决定（在我的导师张顺江教授著的《元论》中，“实践”是第二位的范畴，它的本质是信息性，它的表现是理论思维和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它是主客观之间的中介与桥梁。离开实践，主观就不能过渡到客观，客观也不能过渡到主观）。其次，“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不是一个哲学本体论概念，就是说不是哲学基本问题所涉及的、与世界观的性质相联系的思维与存在哪一个是决定性的方面这一意义上的“第一性”，而是一个关于事物、现象的一般的地位、作用或性质的概念，有第一位、首要、主要、主导之意；第三，这终究是在可能的意义上讲的，是就科学决策所具有的可操作性、潜在能力、作用讲的。科学决策要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还需要一个转化过程，其中包括人们对科学决策作用的正确认识和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政策、执行者及其他具体条件；第四，科学决策无论是在生产力发展中还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离不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条件。第五，科学决策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和学问体系，生产力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和学问体系。客观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事物和过程所形成的统一整体，作为反映客观世界规律的现代科学决策体系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有机联系的体系。

    “科学决策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是精辟总结人类发展史中的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面向新的世纪、新的世界格局，继续保持和发挥“人”的智慧、实现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要求，是决策者保持生机和活力，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根本保证。

当今世界尽管风云多变，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流。客观地讲，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远未完成，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从治国的战略角度看，任何偏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战略举措都是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健康发展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取得了具大的成绩但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东欧的倒台、苏联的解体、帝国主义的垂而没死，而且成了当前世界的第一霸主，当然他们现在也遇到了发展中的困难，但这一霸主地位依然如故，真使人们感到困惑不解，稍去思想的人就会在头脑里产生一个问号，有的人管它叫“信仰危机”。有的人在呼喊“原道”，有的人在呼喊新的社会主义……

我们经过多年研究、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决策失误。万里委员长当年在软科学座谈会上就曾指出，决策失误事关重大，“文化大革命决策失误祸及子孙”。

邓小平复出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拔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中国的经济在崩溃的边缘得到可能有的、最快的发展。但尽管如此，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问题还是严峻的。

中国还处在第一个现代化未完成时期，比发达国家差两个大的历史时期，怎么赶？中国的希望在哪？中国的希望是要出非常之人，有非常之想、做非常之事，要呼唤出今天的诸葛亮型的管理者来，要呼唤出中国人的科学决策之道和人生智慧来。

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证明，最高领导者的决策权是事业成败的方向盘，当它被正确代表掌握时，科学宏观决策会引导事业走向胜利；当它被错误代表掌握时，愚蠢的宏观决策会引导事业走向失败。春秋战国时的秦赵之战，赵国军队统帅廉颇本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却被纸上谈兵的赵括替换，结果赵兵被秦军杀死40万，真可谓一将无能万骨朽。从中可以看出：领导人的决策对事业的成败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兵强不如将强。虎领狼群狼胜豹，羊领狼群狼逊狗。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人马，常常换一个领导就能换一重天。孔子说“讷于言，敏于行”，其实是指决策者要想的深、看的远、见微知著，有先知先觉的能力。而且一旦想透彻，做出了科学的决策，行为又迅速敏捷，才是英才和雄才的表现。

在计划经济时代，“首长工程”、长官意志曾是决策失误的主要因素。但近年来的决策失误，除了少数违规操作外，有相当一部分则是在“加快发展”、“战略眼光”的旗帜下产生的。不管不顾地超前、贪大求洋，靠想当然的“前景”上项目，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这样的例子，媒体多有披露：海南省某县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要求农民将稻田改种芋头，造成耕地荒芜，农民颗粒无收；山西某县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全县二百多个行政村中建起了142个科技示范园区和268个科技示范点，上演了一出荒唐的“科技大跃进”；青海省某县实施所谓“富民工程”，投资200万元在某村兴建“名优”蔬菜基地，给菜农造成40万元的经济损失；内蒙古某乡政府以包种包销的合同方式在全乡推广优质高产的脱毒马铃薯，而农民只收成了乡政府承诺总量的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也几乎烂掉，农民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背了一身的债。

在前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带队对10家央企原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有两个对比数字十分耐人寻味：经济犯罪金额16亿元，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损失145亿元。可想而知，10家央企尚且如此，就全国而言，就很难用数字表述清楚。据微软公司统计：超过74%的商业决策落后于预定计划或以失败告终，每年损失740多亿美元。国家审计署还披露，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在审计署抽查该公司的投资、借款、担保、大额采购和重大股权变动等6818个项目中，有损失或潜在损失的项目631个，金额达78.4亿元，而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有32.8亿元，占42％。仅仅因为个别领导的决策失误，就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这样一个天文数字，怎么能够承受“失误”之重？

决策失误，祸国殃民。“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它不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同时它还严重败坏着政府官员的形象，成了政府官员逃脱责任的盾牌。更让人担忧的是，决策失误往往还与“腐败”相伴而生——独断专行的背后常常是营私舞弊、见利忘义……从民间流传的“既怕领导贪污，更怕领导失误”的顺口溜中，我们不难看出百姓对这种“潜规则”的深恶痛绝。有人说决策失误比腐败更可怕，并不是说腐败不可怕，而是人们至今仍对决策失误的危害性、严重性认识不足，引不起警觉。有些人认为，贪污腐败是政治问题、道德品质问题，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而对决策失误则认为是“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问题”，“主观愿望是好的”，“好心人办了错事”等等。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是国家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和浪费，与坚持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要走出这一“怪圈”，首先要让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科学头脑的“内行”来当“一把手”；二是要建立起对“一把手”滥用职权敢于说“不”的监督制约机制；三是要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四是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真正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要避免决策失误，减少经济损失，唯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决策机制，向那些不负责任而盲目决策的领导干部亮红灯。对那些决策失误者，必须按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该判刑的要判刑，该没收财产的要没收财产，该撤职的要撤职，千万不能简单地以“决策失误”、花钱买教训而了结，更不能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以规避法律责任的追究。只有如此较真，才能使那些决策班子或者个人在决策时怀有足够的警惕，在决策中慎之又慎，增强他们决策时的责任心，降低决策失误的产生率。

给决策者套上一条问责“紧箍咒”，让他们为自己的失误埋单，是市场经济及其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制度建设。旧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在于权力、利益和责任分离，权力和责任不对称，拥有权力者享有利益，但对行使职权带来的不良后果并不承担责任，人民的血汗和稀缺资源因此遭到厄运。

让决策者为他们的失误埋单，是医治“胡乱决策症”的一味良药。只有这样齐抓共管，方能杜绝决策中的一言堂，有效防止权力滥用，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决策中的失误。

让人欣慰的是，目前中央政府、全国各省市都组建或正在组建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对“决策失误”痛下“杀手锏”，并出台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好办法。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湖北省宜城市推行《领导干部决策失误赔偿制度》，决策失误不再是以前的“花钱买教训”，而是要赔偿经济损失，直到赔个倾家荡产；深圳市更是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导致重大损失的应引咎辞职；在江苏，大凡决策前，总要先听听政协的意见，这已成为江苏各级政府的共识；上海则成立了一个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决策咨询委员会”，以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